著名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来历

著名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来历

中共早期党员的构成是参加五四运动或受其影响的新青年，他们既是这种思潮的推动者，也是实践的行动者。他们认为“民众运动”无比重要，但同时并没有否定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只是认为革命时机还不成熟，只待唤醒民众后再武装民众，最终通过”全民武化“，而非正规军队来实现”民众与武力“的结合。

然而国情不同，导致俄共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夺取国家政权的经验不可复制，因为俄共当时除了掌握赤卫队员外，还掌握6万多名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约15万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相比而言，中共所掌握的工农武装是很有限的。

没有军队帮助的革命连遭挫折，进入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然而随着革命声势的高涨，革命阵营内部却起了纷争，这一年四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公开分共，7月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也扯开了分共的大旗，一时间中共面临着灭顶之灾。

直到这年8月7日，也就是南昌暴动之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确定了武装起义的大政方针。平心而论对于军事，在“八七会议”之前，中共投入的精力并不太多。当然对于军事，中共高层还是做了许多尝试，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