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盾：1967年一声巨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

往事知多少——（17）

1967年6月5日，一趟一级专列从青海出发开往新疆，一路上警戒森严，沿线铁路部门都接到指示，要求以高级领导人标准接待这辆列车。人们都好奇这车上乘坐的是谁。没有人想到车上的这位乘客就是我国研究的第一颗氢弹。

这颗氢弹是从1960年开始研制的，那时我国原子弹还尚未引爆，氢弹研究更是举步维艰。但是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竞赛愈演愈烈，1961年苏联在新地岛试爆了一颗名为“赫鲁晓夫”的超级氢弹，它在4500多米的高空引爆，巨大的能量迅速冲向地面，激起了强烈的核风暴与核尘埃，试验场内所有建筑荡然无存。据计算仅仅这样一颗氢弹的威力就相当于3846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的威力。

“赫鲁晓夫”氢弹

“赫鲁晓夫”氢弹的爆炸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撼每一个我国核工作者的内心。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用更加拼命的埋头工作来为祖国铸剑。6年后，汇集了他们全部心血的中国第一颗氢弹悄然诞生。这颗氢弹来到了它的目的地——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将在这里完成它的亮相。

罗布泊试验场

氢弹的特点是威力大、沾染重，因此必须在离地面足够高的空中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对地面的污染。所以这次氢弹的引爆将采取与之前第一颗原子弹截然不同的方式，它将以空爆的方式引爆。不过这种引爆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投弹的飞机是承受不了的。要保障飞机足够的撤离时间，就必须延缓氢弹的下落速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空爆就无法向前推进。

就在我国氢弹试爆环节遇到瓶颈时，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1963年，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已经掌握了在大气层核试验技术的国家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以及水下进行核试验。此后数年间美苏不断让其它国家在条约上签字，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过由于法国这个在西方有举足轻重的国家为研制氢弹而暂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客观上为我国赢得了一些时间。于是氢弹研究变得更加紧迫，我们要赶在法国人前面掌握自己的氢弹技术。

为了加快试验筹备的进度，解决投弹飞机安全问题，国家召集了各地各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飞机安全计算小组。一份份建议方案被递交上来，经过日以继夜的比较、论证后最终将减速方案锁定为降落伞。

我国“氢弹之父”——于敏

周总理将其科学地概括为“机、伞、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降落伞的方案虽然确定了，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氢弹肯定不能像伞兵一样自己打开降落伞，为此需要在氢弹上安装一个自动化装置。可这种技术在当时中国还并不成熟，为此氢弹研究人员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制伞单位，希望获得相关经验或启发。在算式和图形的海洋里，降落伞装置逐渐变成现实，1967年2月降落伞自动化装置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

为了应对投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执行投弹任务的飞行员进入了全封闭式高强度训练。训练内容堪称严酷，他们不仅要耐受各种恶劣环境，而且要有强大良好的心理素质，乃至随时做好牺牲准备。在万米高空，日复一日陪伴他们的是鼻塞、头昏、黑视和耳鸣。而训练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精准投弹。

1966年飞机制造厂对承担投弹任务的轰6飞机进行了改装，由于氢弹爆炸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所以飞机外层必须涂上一层特制的耐热油漆。同时，氢弹挂在飞机舱内还要保持一定文档，因此安装了保温设施。

科研人员及参加人员可以说是慎之又慎，细之又细。这并不是担忧过度，1966年1月17日，在西班牙南部海岸上空，一架携带4枚氢弹的美国轰炸机与一架空中加油机在加油对接时相撞，轰炸机瞬间起火。所幸飞行员启动应急装置，让4枚氢弹与飞机分离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不过其中2颗氢弹还是发生了非常规爆炸，使得核辐射遍及附近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