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托，欧洲的温州城
在意大利普拉托的华人工厂里，最多的还是从中国来的工人。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普拉托，是一座被割裂的城市。
中世纪建成的围墙，将老城区环绕其中。围墙内，是典型的欧洲小城：古老钟楼的所在就是市中心，石筑的窗台上种着颜色各异的小花，周日早起，抬头就能看到阳台上擦拭耶稣像的人们。
墙外，则是温州人的世界。
这是一个混凝土组成的世界，高速公路贯穿在不同厂区之间，工厂招牌用中文和意大利文双语标注，深夜12点，普拉托“内城”早已进入梦乡后，才会看到肩上搭着毛巾的中国工人，三三两两下班回家。
与温州厂房崛起相对应的，是老牌“轻纺之都”的落寞。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温州人来到欧洲轻纺中心。现在，普拉托80%以上的厂房已卖给温州人打理，他们保持着中国江浙一带的生活方式，管普拉托的本地人叫“老外”。
内城与外城，传统和现代，闲适与高效，欧洲和温州……在普拉托小小的地界上，割裂感一直都在。
普拉托正式注册的华人企业有7000多家，保守估计，这里的中国人数量有6万人。其中，有200个中国人已加入意大利籍。
普拉托的华商和工人在体育馆观看国内来的艺术团表演节目。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普拉托的路边竖立着大小不一的中意双语牌子，都是华人经营的服装公司的广告。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如果他们愿意加入意大利籍，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人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会好很多！”普拉托市长胜达科·比福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话的时候，温州商人陈福强就坐在比福尼身旁，这是陈福强来普拉托十几年来，第一次走进政府办公室。
但陈福强对比福尼市长兴趣并不大，只顾低头不断刷着自己的手机——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对未来的规划始终在中国：将孩子放在温州读书，在温州买了房子，退休后必须在江浙终老。
陈福强的办公室和厂房，只相隔一面透明的玻璃。坐在办公室中，就能看到成堆的时装，直接从缝纫机上丢到地面，再被搬运放入标有“意大利制造”的纸箱里。夏日酷暑中，中国工人们裸着上身，将“意大利制造”的纸箱搬入库房。
几个小时之内，这些服装出现在德国、瑞典、波兰甚至是巴西的货架上。而陈福强的计划是在几年之内将这些中国人制造，但印有“意大利制造”的商品卖回中国。
普拉托的两个世界总有相交的时候。全年无休的“中国式”经商方式，也影响着普拉托的意大利人——现在，“老外”的工厂周日也开门了。
普拉托的唐人街很小，可这里就是普拉托五六万华人的生活社区。办签证、租房、法律问题咨询，甚至连按摩服务都可以找到。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邱伟（左）来意大利开厂5 年左右，品牌做得很大，聘请到意大利的服装设计师为他打工。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73岁的工厂主Alessio坚守的方式，是和中国人“密切合作”：将自己生产的布匹卖给中国人做衣服。
但像Alessio这样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本地商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搬离了普拉托工业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选择。”陈福强说，一些人卖了店铺“拿着中国人的钱去度假了”。
2015年7月盛夏，姜昆和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来访，让有些过于安静的厂区多了些生气。演出地点是当地的体育馆，馆里没有空调，空气湿热，观众们甚至被身上汗水和体液蒸发产生的热气，熏到自己的眼睛。温州工人们因为“名人”到来特别兴奋，尽管多数江浙人并不一定听得懂北派的段子。
体育场外，普拉托政府官员正聚在一块聊天，他们也被华人企业邀请观看演出。节目进行不到一半，官员们就上车匆匆离开，礼貌笑容始终挂在脸上。
2015年是比福尼市长接管普拉托第二年。对他来说，处理好温州人和本地人微妙的关系并不容易：“有些当地人说，市长先生，把他们赶出去！有些则说，市长先生，我觉得他们来这也没什么不好。”
普拉托的中国人可不管这些，他们只求赚钱并且开心。入夜，在普拉托中式海鲜大酒店，姜昆的到来给了商人们狂欢的理由。商人们喝酒、划拳，在酒店外用温州话谈天说地。
“我们不喜欢和政府打交道，我们喜欢赚钱。”一名温州商人笑说。
一个华人皮具厂展示厅里，意大利的设计师桌面上摆着中国的旺财吉祥物。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普拉托的一家华人服装企业员工在布置展示厅，这里的订单多来自欧洲客商。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