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不可承受之痛：咸丰崩了，胡林翼没了
湘军攻陷安庆前后，有两件事情值得一叙。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年仅三十一岁——这位短命皇帝可谓是真正的“苦命天子”，他继承的大清帝国的这个烂摊子，腐臭已甚，病入膏肓，非一般妙手可以医治。自其接任伊始，从没有消停过一天，捻军、小刀会、大刀会、天地会、苗民回民起义……最要命的是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伴随了他在位的所有时间，成为一生噩梦。咸丰为此焦虑不已，寝食难安，几乎将所有精力尽耗于此——直到临死，也未能完成平定东南的宏愿。
仅有太平天国或许还不足以将他压垮，西方来的洋人让他雪上加霜，他们逼迫大清开放市场，进口更多鸦片，建立外交关系，无视天朝上国的尊严，一言不合便将军队开进北京，此事对他打击甚大，屈辱、不甘、痛苦时时占据了咸丰的精神。
重重压力之下，不得不借助于醇酒妇人来消解压力，释放情绪——这或许是他早死的关键原因。曾国藩对此感慨极深：“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
逃到热河后，咸丰活在一种消沉躺平的状态里——他放下紧张和焦虑，不再管那个烂摊子——前路漫漫，丝毫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一切努力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劳苦一生究竟何用？且让六弟奕訢与洋人交涉，且让曾胡与太平天国作战，自己过一段快活日子——每日寻欢作乐，或听伶人唱戏，或与美人嬉戏，放纵到底。
咸丰的这些行为，属于心理学上的“自我防御机制”——个体在面临挫折或冲突的紧张情境时，内部心理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愉快情感阻挡在意识之外的潜意识领域中，避免直接察觉。
说到底，就是对现实的逃避。
曾国藩是八月初十收到消息的，距咸丰去世已经二十余天。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称，“公恸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
这晚曾国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尽管咸丰在世时曾为曾国藩设置层层障碍，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此刻他的悲伤是真实的——先前咸丰防范自己，不予实权，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回想前事种种，咸丰并非一无可取：自己曾多次上书冒犯，幸得皇帝宽宥，不将他治罪；咸丰才具普通，但为政可算勤勉；湘军取得成绩，咸丰亦常嘉奖；与皇帝发生争执，皇帝也有服软时候……眼下国家正处危急，内忧外患不辍，咸丰突然离世，朝廷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局？真真叫人忧心。
临终前，咸丰下了一纸遗诏，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由他们集体执掌朝政。继承皇位的载淳，是同治与懿贵妃所生，当时仅有六岁，因此实权掌握在八大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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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也撒手西去，享年四十九。
可以说，胡林翼对曾国藩有特别之意义，如果没有胡林翼，曾国藩第二次出山后就难再崛起，胡氏对他不遗余力帮助，方才成就湘军今日战绩。他是与曾藩最为知心的督抚大员，也是与其配合最为默契的战友。甚至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胡林翼成就了湘军，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这位战友尊敬有加，并承认在很多方面自己不如胡林翼：“鄙人虽有联络之志，苦于才短性懒，书问太疏，遵不能合众志以勤王事，合群力以贯金石。至于察吏理财，掘才更逊百倍也。”
胡林翼早逝，乃是积劳成疾的结果。一年多前他就得了痨病，仍然如前埋首军务，通宵达旦不止，闹到时常咯血。胡林翼率军回到武昌，病情加重，不能过问战事，也无力顾及安庆，曾国藩一人指挥作战，顿感力不从心，更觉胡林翼于湘军之重要，因而深有感触：“此公一身关系全局安危。近日皖北事事呼应不灵，脉络不通，恐误大事。若润帅不病，纵在湖北境内而皖江两岸犹能处处血脉贯通。”
安庆克复，胡林翼稍感安慰。咸丰去世的消息，却成为一个重大的打击，将他彻底击垮，重病之人最怕过度悲伤，胡林翼再也支撑不住，怀着无法平定太平天国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来，曾国藩悲痛难当，短短四十天内，他失君失友，何等不幸！给左宗棠信中，他对胡氏之死难以释怀：“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给李鸿章信中，为国家失去柱石之臣而憾：“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美不备，无日不新。同时流辈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人琴并亡，可胜浩叹！”
胡林翼与曾国藩，两人性格迥异，做事风格差别亦大，但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这一机缘，而成为相知相惜的知己。在艰苦卓绝的战场上，两人相互扶持，相互砥砺，走过不平凡的共事岁月。胡林翼始终敬重曾国藩，视其为湘军最高统帅，他曾对人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曾国藩则视胡氏为最佳拍档，他以为胡氏亡后，“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
百感交集的曾国藩专门向朝廷上了一折，历数胡林翼生前种种功绩，说他如何“劳身焦思”，说他如何用“私家之谷以济军食”，说着他如何谦逊让功扶植忠良，恳请朝廷予以嘉奖。
清廷接到曾氏奏折，下令追赠胡林翼总督，并按总督例为胡氏治丧，后又予谥号“文忠”，“文正”是最尊之谥号，“文忠”被视为仅次于“文正”的谥号，有清一代，得文正者，仅有八人，得文忠者，亦仅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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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已死，载淳继位，咸丰遗嘱由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八大臣之核心，是备受咸丰宠信的肃顺。但咸丰多疑的个性，在临死前又一次发挥作用，或许是放心不下八大臣，担心他们专权，他又分赐两印给后宫，一印赐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名曰“御赏”，一印赐载淳生母懿贵妃那拉氏（即慈禧太后），名“同道堂”，并规定凡八大臣所拟谕旨，须加盖这两印方才有效，咸丰这个安排为此后权力之争埋下了伏笔，皇后在懿贵妃撺掇下，联合被排除在八大臣名单之外的奕訢，于九月三十日发动政变，一举拿下顾命八大臣，夺得最高权力。
三位年轻人从此走上晚清最高权力舞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他们分别是二十五岁的慈安，二十七岁的慈禧和二十九岁的奕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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