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出卖刘胡兰烈士的幕后元凶石玺玉终于被执行了枪决
1959年9月，出卖刘胡兰烈士的幕后元凶石玺玉终于被执行了枪决
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冬日，年仅14岁的刘胡兰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英勇就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女烈士。然而，在她光荣牺牲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痛心的真相。当地群众曾经信任的农会干部，竟然成为了导致这场悲剧的关键人物。从1947年到1959年，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这个隐藏在群众中的叛徒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958年底，经过长期的严密侦查，当地公安机关终于锁定了嫌疑目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曾经的积极分子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他又是如何在暗中成为了刘胡兰烈士的掘墓人？这个隐藏了12年的真相，又是如何最终水落石出的？
一、刘胡兰的革命生涯
1932年深秋，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户贫农家庭中，刘胡兰呱呱坠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坐落在吕梁山脉的东麓，当时正值华北大旱，加上连年战乱，普通百姓的生活极其艰难。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终年在地主家佃种土地，母亲王变卿则靠着纺线织布补贴家用。
刘胡兰五岁那年，不幸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她的母亲王变卿因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病去世，留下了她和年仅两岁的妹妹刘爱兰。三年后，父亲刘景谦续娶了邻村的胡文秀为继母。胡文秀虽然待继女如亲生，但贫困的家境并未因此改善。
1938年，日军侵占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在这个艰难时期，八路军开始在文水县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当时，云周西村成立了儿童团，七岁的刘胡兰便积极参加了进去。她不仅帮助八路军站岗放哨，还经常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在一次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刘胡兰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机智和勇敢。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水县一带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部队进驻当地，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保护革命成果，当地党组织开办了妇女训练班。经过组织考察，13岁的刘胡兰被选送参加学习。在为期40多天的培训中，她不仅学会了更多的文字，还系统地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
回到村里后，刘胡兰被选为云周西村妇救会干事。她带领妇女们参与土地改革，组织群众向解放区输送军粮，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她，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重用。1946年春，组织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这让她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同年夏季，国共关系全面恶化。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调集重兵围攻解放区。阎锡山部队也开始在文水县一带扫荡。面对严峻形势，县委决定让大部分党员转移。但刘胡兰主动请缨留下，她认为自己年纪小，容易掩护身份，而且对当地环境熟悉，能够继续发动群众开展地下工作。
从此，刘胡兰和留守的同志们成为了当地革命力量的骨干。她们白天装作普通农家女子干活，夜晚则秘密组织群众转移物资，接应游击队。在这段时期，刘胡兰不仅要应对敌人的搜查，还要提防暗藏的敌特分子，但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二、悲壮就义的前因后果
1946年末，随着国共关系全面恶化，阎锡山部队在山西各地加紧了＂清剿＂行动。文水县作为革命根据地之一，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目标。当时，阎锡山部队采取了＂以乡制乡＂的策略，在当地组建＂还乡团＂，招降纳叛，企图从内部瓦解革命力量。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文水县委决定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吕梁山区。但考虑到必须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县委研究决定在重点村庄留下部分干部坚持斗争。云周西村作为革命基础较好的村庄之一，被确定为地下工作的重要据点。
1947年初，阎锡山部队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对文水县发起了新一轮＂清剿＂。1月10日，敌人得到密报，获悉云周西村有地下党员活动。随即，一支由还乡团和地主武装组成的队伍，对云周西村实施了突然包围。
1月11日凌晨，敌人采取了分批抓捕的方式，将村民集中到村口的打谷场。他们企图通过逐个审讯的方式，摸清地下党组织的底细。在这个过程中，几名与刘胡兰有联系的群众被抓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这些群众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地下组织的信息。
就在当天下午，一名叛徒向敌人提供了关键情报，揭露了刘胡兰的身份。敌人立即对刘胡兰家进行了搜捕。当时，刘胡兰正在帮助其他同志转移重要文件。在得知敌人包围村子的消息后，她迅速将文件藏在了预先准备好的地窖里。
1月12日早晨，敌人在搜查村子的过程中发现了刘胡兰。当时她正在帮助一户贫农家掩藏粮食。敌人将她押解到村中心的广场，企图通过她找出其他地下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刘胡兰始终保持沉默。
敌人恼羞成怒，将刘胡兰和其他几名群众押到村头的祠堂。他们搬来了一把大铡刀，在村民面前示威。敌人威胁说，如果不交代组织情况，就要当场处决。面对生死抉择，刘胡兰高声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共产党员是铁打的！＂
当日中午，在数百名被强迫观看的村民面前，刘胡兰英勇就义，年仅14岁零3个月。她的从容不屈，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就在她牺牲后不久，文水县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一惨案报告给了上级组织。
这一事件迅速在晋绥解放区传开，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各地游击队纷纷展开报复行动，多次打击还乡团和地主武装。但是，导致这起惨案的幕后叛徒却在混乱中逃脱，这为日后追查真相埋下了伏笔。
三、叛徒石玺玉的另一面人生
石玺玉的叛变之路，始于1943年。这位出生在文水县普通农民家庭的青年，最初确实投身革命事业。1938年，在八路军开展抗日宣传时，22岁的石玺玉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救亡组织，随后被选拔为农会干部。
在担任农会干部期间，石玺玉表现积极，主动协助八路军收集情报，组织群众参加生产互助组。他的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41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微小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当地一位姓张的地主为了拉拢基层干部，暗中给予石玺玉好处，让他在土地纠纷中偏袒地主家族的利益。这件事被群众发现后报告给了组织，石玺玉受到了警告处分。这次处分让他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
1942年冬天，文水县遭遇严重旱灾。在这期间，石玺玉负责管理村里的救济粮。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克扣救济粮食，并与地主勾结倒卖。这一行为再次被组织发现，他受到了撤职处分。从此，他与地主阶级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3年春，阎锡山部队在当地扩大影响力时，石玺玉通过地主的介绍，秘密与敌特组织建立了联系。他开始利用自己曾经是农会干部的身份，为敌人提供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为了掩饰自己的叛变行为，他在群众面前仍然维持着积极分子的形象。
1946年下半年，当地形势急转直下。石玺玉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阎锡山部队投诚。敌人为了利用他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将他安排在还乡团中担任情报员。他开始频繁出入各个村庄，以走亲访友为掩护，暗中打探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47年初，石玺玉通过与地主武装勾结，掌握了云周西村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情报。在1月10日的行动中，正是他向敌人提供了关于刘胡兰的具体信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没有直接参与抓捕行动，而是在暗处指挥。
在刘胡兰牺牲后，石玺玉意识到事态严重。他立即离开文水县，躲藏到太原一带。为了掩盖行踪，他改名换姓，在一家商铺当学徒。此后数年，他不断变换住所和身份，有时在晋南做小贩，有时在晋东北当长工。
即便是在逃亡期间，石玺玉仍未收手。他继续与敌特组织保持联系，利用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为敌人提供其他革命力量的情报。他多次参与策反活动，导致多名基层干部被捕。这些行为为他日后的审判又增添了新的罪证。
到了1950年代初期，石玺玉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他在太原城郊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娶妻生子，过起了平静的生活。然而，他并不知道，当地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对刘胡兰案的调查，而他的名字，也始终在追查名单之上。
四、隐藏十二年后的真相大白
1958年10月，文水县公安局接到一份来自太原市郊区的匿名举报信。信中提到，在太原市北郊经营杂货铺的王德明，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出卖刘胡兰的叛徒石玺玉。这封信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展开了秘密调查。
为了核实情报的真实性，专案组派出两名侦查员化装成商贩，在王德明的杂货铺附近蹲点。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们发现这位王德明的言行举止与石玺玉的特征高度吻合。更重要的是，他说话时带有明显的文水县方言。
11月初，专案组通过走访太原市郊区的老住户，逐步摸清了王德明的来历。据邻居反映，这个人1951年来到此地，最初是在一家布店当伙计。三年后，他用积蓄开了这家杂货铺，平日为人谨慎，很少与人深交。
专案组随即调取了当地户籍档案，发现王德明的身份证明存在多处疑点。他所声称的原籍山西洪洞县，经查证根本找不到相关人员记录。而他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也前后矛盾。这些异常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专案组的判断。
1958年12月，专案组决定实施抓捕。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选择在一个平常的集市日动手。当天上午，几名便衣警察假扮成顾客，进入杂货铺采购。在交易过程中，他们迅速将王德明制服。
经过突击审讯，王德明很快承认了自己就是石玺玉的事实。专案组立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在地板下发现了一个铁盒子。盒子里装有他过去使用的多个假身份证明，还有一些与敌特组织来往的信件。这些物证，成为了认定其罪行的重要依据。
1959年初，专案组对石玺玉展开了全面审讯。在大量证据面前，他交代了自己从1943年开始叛变投敌的经过。特别是关于出卖刘胡兰的细节，他供述了当时如何通过地主关系网，获取情报并传递给还乡团的全过程。
在后续调查中，专案组又挖出了石玺玉在逃亡期间的其他罪行。1947年至1949年间，他先后向敌人提供了多处革命据点的情报，导致多名地下党员被捕。此外，他还参与了策反基层干部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1959年7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石玺玉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多位当年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在刘胡兰就义现场的幸存者。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石玺玉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9月15日，在太原市郊外的刑场上，石玺玉被执行死刑。就在行刑前，法警从他的衣袋里搜出了一张写有家人名字的纸条，这成为了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痕迹。至此，困扰了文水县人民十二年之久的刘胡兰案，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五、后续调查与历史回顾
石玺玉案的审结，并非这段历史的终点。1960年，文水县成立了专门的史料征集小组，开始系统整理这一事件的相关资料。通过走访当年的知情者，他们收集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对云周西村的深入调查中，史料征集小组发现，除了石玺玉之外，还有其他帮凶参与了这起案件。1947年1月10日的行动中，当地一些地主家族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为还乡团提供了住宿和补给，还组织人手协助搜捕。
经过仔细梳理，调查人员确认了当时参与行动的还乡团具体编制。这支队伍由30多人组成，其中包括8名叛变的地方干部。他们利用对当地情况的熟悉，充当向导和内应。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已经伏法，有的则在战争中丧生。
1961年春，调查组在整理文献时，意外发现了一份重要档案。这是1947年1月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撰写的秘密报告，详细记录了刘胡兰就义前后的情况。报告中提到，在刘胡兰被捕后，村里确实有人试图营救，但因敌人布防严密未能成功。
档案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刘胡兰被捕的当天下午，地下党组织曾派人秘密联络附近的游击队请求支援。然而，由于当时敌人在周边设置了多道封锁线，游击队未能及时突破包围，最终未能阻止悲剧发生。
1962年，文水县文化馆开始筹备建立刘胡兰纪念室。在收集实物展品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找到了几件珍贵的历史遗物。其中包括刘胡兰生前使用过的针线包，以及她参加农会时的工作证。这些实物见证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1963年，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更多的历史真相被揭示。通过对当年还乡团内部档案的研究，调查人员发现，石玺玉在1946年底就开始为敌人绘制地下党组织的关系网络图。他利用自己曾经的地下党员身份，详细记录了各村党支部的大致位置和重要成员。
1964年，专案组对石玺玉案的卷宗进行了最后的整理。通过对比各方证词，他们确认石玺玉在1943年至1959年间，先后出卖了超过20名革命同志。这些betrayals的连锁反应，给当地革命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
1965年，文水县档案馆将全部案卷资料进行了系统化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不仅记录了一段悲壮的革命历史，也展示了叛徒如何从一名普通党员蜕变为人民的背叛者。这些档案成为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案件的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调查人员发现，石玺玉的叛变实际上是当时一个更大规模＂策反计划＂的一部分。阎锡山部队在整个晋西北地区都采取了类似的手段，企图通过收买基层干部来瓦解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