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两伊战争”死了上百万人，却打了个寂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惨烈的两伊战争，宛如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深深镌刻在中东乃至世界的记忆深处。它不仅将伊朗与伊拉克拖入无尽的深渊，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掀起惊涛骇浪，其影响至今仍余波未平。
火药桶
故事的源头要回溯到 1963 年，彼时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国内外重重压力的裹挟下，毅然决然地在国内发起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世俗化改革 ——“白色革命”。
这场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变革浪潮，犹如一场风暴，席卷了伊朗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表面上看，伊朗的人均 GDP 如火箭升空般迅猛增长，从 1962 年的区区 207 美元一路狂飙至 1978 年的 2166 美元，涨幅高达十倍之巨。
然而，在这看似耀眼的经济腾飞背后，却隐藏着一颗足以引爆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 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
一小撮在改革浪潮中长袖善舞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普通民众却依旧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生活的困苦丝毫未减。这种巨大的贫富落差，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怨恨，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巴列维对宗教势力的强硬打压更是火上浇油。他对教士阶层极度蔑视，采取了一系列铁腕手段进行镇压。这无疑深深刺痛了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内心。
霍梅尼毫不留情地在公开场合对改革进行猛烈抨击，言辞犀利地指责巴列维是美国的忠实傀儡，是西方列强在伊朗的代理人。巴列维听闻后怒不可遏，但鉴于霍梅尼在伊朗国内的广泛影响力，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既不敢轻易对霍梅尼痛下杀手，又无法容忍其公然挑衅。
无奈之下，巴列维选择了一种看似 “温和” 的方式，将霍梅尼礼送出境。1965 年，霍梅尼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辗转来到伊拉克，并在此度过了长达 13 年的流亡生涯。
伊拉克，这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国内宗教格局错综复杂。超过 95% 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比 54.5%，逊尼派穆斯林占 40.5%。
然而，统治阶级却由逊尼派牢牢掌控。这种人口比例与统治权力的严重失衡，如同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火药桶，随时可能引发教派冲突。
1978 年，伊拉克的二号人物萨达姆，出于对国内局势的担忧和对自身权力的维护，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将霍梅尼驱逐出境。在萨达姆看来，这或许是稳定国内局势、防止霍梅尼煽动什叶派叛乱的必要举措。但在霍梅尼眼中，这无疑是伊拉克政府与巴列维王朝相互勾结的铁证，为日后两国间的嫌隙与仇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野心不断扩张
1979 年，中东局势风云变幻，伊朗国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流亡海外多年的霍梅尼，在众多狂热教徒的期盼与簇拥下，如王者归来般重返伊朗。
凭借其在宗教领域的崇高威望和强大影响力，霍梅尼迅速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
几乎与此同时，伊拉克也未能幸免，国内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萨达姆凭借其果敢与权谋，成功推翻了堂兄巴克尔的统治，宣誓就任总统，成为伊拉克的实际掌舵人。
掌握绝对权力后的萨达姆，内心的野心如野草般疯狂生长。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曾在公开场合宣称：“我不满足于仅仅统治伊拉克这片土地，我的目标是成为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霸主，让伊拉克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无独有偶，霍梅尼同样怀揣着一个宏伟的梦想，他渴望将伊斯兰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于是，他积极地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鼓动伊拉克什叶派民众团结起来，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在他的煽动下，伊拉克什叶派聚居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骚乱此起彼伏，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萨达姆对此深感愤怒与不安，他意识到，霍梅尼的行为已严重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和伊拉克的国家稳定。此时，两国间的矛盾已如紧绷的弓弦，一触即发，而导致这场战争最终爆发的导火索，则是两国间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问题。
波斯湾，这片位于中东的战略要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焦点。波斯湾形似狭长口袋，而位于口袋出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更是掌控着波斯湾地区的咽喉要道，最窄处仅 34 公里，是进出波斯湾的必经之路。伊朗幸运地将这一战略要地牢牢掌控在手中。
再看伊拉克，其出海口极为狭窄，最宽处仅 48 公里。更为糟糕的是，作为伊拉克重要航运通道的阿拉伯河，在出海口位置恰好是伊拉克与伊朗的界河。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让萨达姆如坐针毡，仿佛脖子上被人套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而绳索的另一端则紧紧握在伊朗人手中。他深知，只要霍梅尼轻轻一拉，伊拉克的石油运输线就将被彻底切断，别说将石油运出波斯湾，就连离开阿拉伯河都将成为奢望。
于是，萨达姆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向伊朗提出了一个看似 “合理” 的要求：希望伊朗能做出小小让步，将阿拉伯河的控制权让给他。在他看来，伊朗拥有众多出海口，不应在这一条河流上斤斤计较。然而，伊朗政府坚决拒绝了萨达姆的这一要求。在伊朗人眼中，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绝无可能轻易让步。
萨达姆的愿望破灭后，心中的愤怒与不甘达到顶点。
他认为，既然外交途径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唯有武力手段才能迫使伊朗人屈服，坐到谈判桌前割地赔款。
萨达姆的主动出击
1980 年 9 月 22 日，这个注定被载入中东战争史册的日子。随着萨达姆的一声令下，伊拉克军队如潮水般向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两伊战争正式爆发。萨达姆之所以敢于主动挑起这场战争，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其一，伊拉克在外交上拥有显著优势。
伊朗革命后，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彻底断交，失去了美国这一强大后盾。而美国出于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考量，转而向伊拉克伸出橄榄枝，提供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巨额援助。
美国的这一立场，向世界各国释放出强烈信号：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纷纷紧跟美国步伐，向伊拉克示好。法国等国不仅大规模向伊拉克出售先进武器装备，还派遣专业军事顾问前往伊拉克，助力其训练军队，提升军事战斗力。
按常理，西方支持伊拉克，苏联应站在伊朗一边。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霍梅尼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极端立场，明确表示 “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坚决反对美国和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干涉。这种反美反苏态度，让苏联极为不满与失望。
因此，在两伊战争中，苏联也选择偏向伊拉克，不仅提供大量武器装备，还援建价值约 20 亿美元的民用设施，试图在中东地区扩大自身影响力。此外，由于霍梅尼积极将伊斯兰革命输出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恐慌与担忧。为阻止伊朗向西扩张，阿拉伯世界各国纷纷团结起来支持伊拉克。
沙特和科威特等国更是慷慨解囊，出资上百亿美元赞助伊拉克购买先进武器装备。
相比之下，伊朗在国际上显得孤立无援，只有利比亚和叙利亚公开表示支持伊朗。利比亚支持伊朗，主要是因为萨达姆妄图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这让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深感不满与威胁。而叙利亚支持伊朗，则更多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即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并非真正认同霍梅尼的宗教理念和政治主张。
毫不夸张地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作为侵略者的伊拉克，不仅未受世界各国谴责和经济制裁，反而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盟友众多；而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伊朗，则只能独自面对强大敌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其二，伊朗当时国内陷入严重内部动荡。
霍梅尼上台后，为巩固政权，对政府和军队进行大规模清洗运动。这场风暴席卷伊朗军政各界，导致军政体系陷入混乱，政府行政效率大幅下降，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经济方面，受战争影响和国内局势不稳定，伊朗经济遭受重创，通货膨胀加剧，民生凋敝。
其中，情况最为糟糕的当属伊朗空军。由于伊朗空军飞行员大多在美国接受专业训练，新政府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许多飞行员遭到停职审查。
这一举措，使得伊朗空军陷入极为尴尬境地：飞机数量充足，但却找不到足够的合格飞行员来驾驶。伊朗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萨达姆敏锐察觉。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入侵良机，于是决定趁虚而入，发动战争。
两伊战争的爆发，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它不仅是两国间领土争端、宗教矛盾和政治野心的集中体现，更是当时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大国博弈和地区势力纷争的缩影。
这场战争让伊朗和伊拉克付出了惨痛代价，也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动荡，其留下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铭记。
文本来源 @老威观史 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