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周刊丨张茉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及中美贸易形势研判
拼图中国经贸外部大环境
在美国新政府“美国优先”等政治主张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对其加征高额关税表示担忧，这不仅将改写全球贸易关系，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严重冲击，更将给国际贸易多边体系带来伤害。在这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贸如何自处？中国经济时报特约在经贸领域长期耕耘的专家探析中美、中欧、中日经贸关系，进而拼图未来中国经贸外部大环境。
核心观点：
美国新政府的誓言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还有待观察，但其关税新冷战的框架，将全面改写中美经贸关系，也势必成为全球严重贸易战的开端。
■张茉楠
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引发了国际经济领域广泛关注，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表示担忧。美国新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于中美贸易关系影响深远，不仅将改写中美贸易关系，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世界各国应努力阻止全球贸易争端蔓延升级给国际多边体系带来的伤害。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构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相伴而行。国际分工与贸易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刻变化也在影响世界。然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重新分配带来了需要更严格监控和评估的成本及效率的损失，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讨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模式。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40年里，世界贸易几乎不间断地稳定增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跨国生产流程和供应链的分散导致了中间投入贸易的增加。据估计，目前中间投入贸易已占世界总贸易流量的三分之二。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价值链分工贸易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并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出现重大变化，即从以往生产链条高度集中、地区跨度较大、单一的全球布局向分散集中化、局部区域化、多元化的区域性布局转变。其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本土化，部分延伸在外的价值链环节回流国内；二是区域化，区域价值链联系加强；三是多元化，广泛布局可替代的价值链。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危机等冲击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首轮对华关税战下的中美经贸关系走向
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华开启贸易争端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征税对象从机械、电子、医药、汽车等高科技制造业扩大至化工、金属等原材料乃至服装、食品等终端消费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基本上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来自中国大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各国政策目标，美日等国积极支持“去风险化”政策，实施供应链多样化战略，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却扩大了这一经济风险清单。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受到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美贸易规模出现大幅下降。202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644.5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5002.91亿美元，下降13.1%；自美进口1641.60亿美元，下降6.8%，对美贸易顺差3361亿美元，同比减少了16.8%，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点（见图1）。
其次，中美贸易相互依存度下降。2018—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1.2%、18%、18.6%、17.8%、16.5%，2023年进一步降至14%左右，与2018年对华贸易争端之前相比，2023年美国整体进口源于中国货物的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中国已经降为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23年美国进口资本品、中间品中来自中国的占比分别为16.1%和9.2%，较2017年分别下降了15.2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资本品及其零部件（除交运设备）、工业用品降幅更大。
第三，中美各自对外贸易都发生转移。近年来，美国对华半导体、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出现较大程度大幅下降，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使得一些产品的进口转向了中国以外的来源地。而中国也将部分外国商品采购从美国转向其他地区。2023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墨西哥等国的中间品、资本品出口增长较快，与东盟等新兴经济体产业链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情况表明中美各自对外贸易都发生了转移，也说明关税虽然改变了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并未显著改变两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受拜登政府大规模产业补贴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回流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两年进入了“超强投资周期”（见图2）。
然而，上述新变化并不代表中美贸易关系的全部，中美贸易关系正在继续通过第三方保持紧密联系。尽管各种外部冲击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但是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因素仍然是技术发展和市场主体的优化行为。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比重的间接比重却在上升，这意味着原来中美之间发生的直接的双边贸易通过了第三方的中间环节，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被拉长，原本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所谓友岸、近岸等替代国家。
当前出现了一个“悖论”，即美国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对华脱钩，却导致了中国与这些新兴经济体产业链价值链关系更加密切，以第三国为中介，中美的间接贸易联系有所增强。数据显示，2019—2022年，中墨贸易以年均15.2%的速度增长，中国成为墨西哥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墨西哥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2022年，中墨贸易额近950亿美元，同比增长9.8%，中方对墨出口同比增长15.1%。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墨西哥面临较大的贸易逆差挑战。
中国对墨西哥市场的主要出口品类包括电话、液晶设备、计算机零件、电子集成电路、汽车零件、电力变压器以及电话、电视发射器和接收器的零件。其中，中国对墨西哥的车辆及零部件产品出口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此外，近两年，美国推动印度对华替代，但中印贸易却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印度对华进口大幅增加，最大的进口产品是机电设备、化学品、汽车零部件等，以及中间产品（见图3）。
从中美直接贸易关系角度看，美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效果凸显。但从中美间接贸易角度看，中美“脱钩”并非易事，且增加了贸易成本，损失了效率，也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间紧密相连的分工协作秩序遭到破坏。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2023年的研究报告测算，2017—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每下降1%，从越南进口的单位价格上升2.0%，从墨西哥进口单位价格上升0.6%，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亚洲地区进口的价格上升0.5%。
美国新政府关税政策恐引发全球贸易战
在特朗普重启第二任期的背景下，美国恐将实施更加激进、更加极端、更具压迫性的对华经济政策，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贸易和关税是特朗普政策议程的核心，其主张的“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加征60%的高额关税”等政策措施，将从根本上颠覆全球贸易体系，对中美双边经贸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严重冲击。根据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2001年美国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PNTR一旦取消，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风险，中国贸易地位也将大幅下降，美国恐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进而大幅提升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自由度。然而，取消PNTR也将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取消PNTR将严重影响美国工业部门发展，使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导致美国及全球通胀飙升。
特朗普还将矛头指向第三国。作为执行美国“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战略的重要地区，墨西哥进口绝大部分中间品再加工成最终品后销往美国。特朗普强调优先考虑美国生产者而非他国外包商，推动“近岸”、“友岸”回流，强化“在岸”，将全力打击制造业外包。
特朗普第二任期存在将世界引向全球贸易战的风险。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以加大关税为主，且采取单边主义，连欧亚盟国也将受到影响。以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主要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产业。然而，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誓言，当选后将会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10%至20%的关税。特朗普的誓言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还有待观察，但其关税新冷战的框架，将全面改写中美经贸关系，也势必成为全球严重贸易战的开端。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
总 监 制丨王 辉 车海刚
监 制丨李丕光 陈 波 王 彧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