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川东北白莲教起义极简史

清中期川东北白莲教起义极简史

原创巴中阳云巴中一二三

引言

清嘉庆元年（1796）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由湖北省首先发难，四川随即响应，迅及川、楚、豫、陕、甘五省。

这场规模巨大的起义，使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满清政府惊恐万状，从全国抽调劲旅大肆镇压。

据当时官方统计：集中了蒙、满、汉官兵52万（绿营乡勇百余万在外），战马4万3千匹，调拨军粮1273万石，消耗库银1亿两。虽然清廷用尽了残酷狡诈的手段，起义运动仍然坚持了十年之久。

这次起义撕开了清王朝“乾嘉盛世”的面纱，成为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拳”起义的预演。

白莲教是具反抗血统的地下宗教组织

白莲教是一个宗教组织，明代以前曾称为明教。是五代（907—960）时始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白莲教综合了摩尼教、罗教、佛教白莲宗、道教弘阳派等宗教教义，组成了一个特有的、自成体系的宗教组织。

白莲教有自己的教义，有传承的经卷，它的经文通俗易懂，也不神秘，主要宣传宇宙历史的三段式说，即在产生万物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的安排下，将历史分为过去（青阳）、现在（红阳）和将来（白阳）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元始天尊为万物的主宰，过了十万八千年，青阳阶段结束。第二阶段：由于发生了释迦与弥勒二人争夺主宰的问题，无生老母提议二人比试道行，看谁先入定，入定后谁的龙杖顶先开莲花谁胜。弥勒先入定，龙杖顶先开莲花。可是心术不正的释迦不能入定，偷摘了弥勒杖顶的莲花，插在自己的杖顶上，结果是释迦作了第二阶段万物的主宰。

由于“释迦偷花降世人负劫，累计九九八十一劫”，所以这就是现在人间饱受一切苦难的根源。现在的统治者（从皇帝到官吏）都是释迦豢养的猪狗。如今，已到了人间最后一次劫难了，是“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际。末劫中释迦会大降水、火、瘟、蝗、兵诸灾于世人。无生老母为了拯救世人，已派弥勒降生。白莲教徒只有带领民众，杀尽释迦猪狗，迎接弥勒降生，迎接历史的第三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万物将由弥勒主宰，白莲教徒全部返回“真空家乡”，生活在无生老母身边，过永恒幸福的生活。

白莲教的特点：其他教义多为统治阶级服务，对现世存在的不合理社会，总是劝人忍受，以求死后进入天堂。白莲教则不同，它对不合理社会，人民的痛苦，不主张忍受，而是主张斗争，不惜一切代价去斗争。并提出“天上换玉皇，地下换龙王”“换乾坤、换世界”的口号，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所以一直屡受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不得不变地下宗教，并一次改一次教名。因此白莲教名称众多、派系众多。

白莲教起义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是北宋时的方腊起义，他在押赴刑场时，公开承认“我本白莲”。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军红巾军，就全是由白莲教徒组成的武装力量，曾为建立明王朝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明王朝建立后，反过来又对白莲教镇压，白莲教又用起义反抗镇压。白莲教骨子里流的是反抗的血液，延续的是伟大的斗争精神。

白莲教大起义缘由肇始湖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的真理颠扑不破。白莲教起义发生于清中期，十八世纪末。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农民起义的缘起，无不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达到极致引起。最根本的是老百姓无法生存了，必然会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中国的老百姓，稍稍能吃得上一碗饭，他们便不会这么干。清中期的白莲教起义原因出在统治者身上。

清帝国的建立是游牧民族满族入关，用武力打垮汉族政权建立的。王朝初建时，都知道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诸如清王朝一方面习读汉文、修经纂史，甚至开科取仕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就是免赋税。但慢慢地随着政局稳定，统治阶级与生俱来的奢侈与享乐这种不治之症滋生出来，腐败在满清王公贵胄与上层八旗子弟中漫延，其中以皇室为最。表现在以下方面：尽情享乐，大肆建造游乐园，如北苑、圆明园与后来的颐和园。大造坟茔，如东、西二陵。康熙、乾隆六下江南，到处修行宫、建跸馆，以供享乐。王公大臣们纷纷效尤，组戏班，养优伶。捐官制施行，贪贿之风盛行。代表人物即大贪官和珅。史书上载：“内而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尽出和门，天下事无一而不败坏。”和珅倒台，在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由此可见一斑。对外施武力称霸，派兵远征缅甸与安南；对内施行血腥的强权统治。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强行“改土归流”，引发少数民族不满与反抗。大兴文字狱，不仅对本人用期极刑，而且株连也广，在汉族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播下仇恨与恐怖。官吏腐败，导致土地迅速兼并，无数肥田沃土成为官产，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山林中的“棚户”或中小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矛盾层层累积，剥削压迫愈深，被剥削被反抗愈烈。在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表面繁华下，其内部实际上已经腐败不堪，到处布满了火药桶，随时都有被点燃的可能，进而燎原天下。白莲教乘机便以宗教为手段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借传授武术以防暴强身为名，来组织武装教徒与群众。组织群众要有手段和方法，那时没有政党之说，口号很重要，相当于党章和纲领，他们提出的“纳税授田”“穿衣吃饭不分你我，不持一文可行天下”“是男是女本无二，都是无生老母血”等，这些土地、吃饭问题、男女平等问题，都是生存最基本的，也是农民最迫切要求的强烈愿望。所以，白莲教便迅速得到许多劳苦民众的拥护，只等时机成熟，一声号令，民众便会揭竿而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白莲教为什么在四川、湖北交界地爆发？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100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加之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这也为白莲教在此起事提供了外部条件。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白莲教积极酝酿起义事，认为准备就绪，时机成熟，湖北、陕西、四川三省教首商议1795年春节三省同时揭竿，推翻清政府。不料机密泄漏，遭到官府大搜捕。三省白莲教首及百多名骨干被捕惨遭杀害。朝廷为斩草除根，严令“缉拿教案”，凡白莲教徒“毋使一人漏网”。就是这一道命令，竟成了大小贪官污吏的生财之道，使川、陕、楚三省无辜民众倍受其害。清廷的腐朽与残酷，官吏的贪婪和狠毒，穷苦百姓没有活路，于是继起的白莲教首领们密商，决定再次组织起义，时间定在1796年3月，三省同时举起反叛满清王朝的义旗。由于湖北枝江县白莲教教首正召集数百教徒筹备起义，被官府获悉，派衙役来缉拿。于此，他们被迫杀了衙役。于1796年正月初十日，组织数千义军提前举行了起义，竖起了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反清复明的第一面大旗。从正月到九月，湖北的白莲教起义轰轰烈烈，各地教徒揭竿而起，攻城掠地，纵横大半个湖北省，与清廷派出的各路围剿军队战斗。

达州亭子铺首举川东白莲教大起义旗帜

从嘉庆元年（1796）的一月到九月上旬，湖北的农民起义已经轰轰烈烈，而川东北毫无动静。什么原因呢，原来，四川各路白莲教教首早就与湖北的教首们一样，也在加紧筹备，诸如组织教徒和穷苦民众，锻制火器、刀枪，聚积粮食，缝绣旗帜，谁知恰在三月初出了件不幸的事，就是四川白莲教中辈分最高，影响最大的达州老教首徐天德和王学礼被捕入狱了。当湖北起义的消息传到达州，达州的各教首十分着急，他们想办法，动用教中的“根基钱”，买和知州，徐天德被释放了，他以养伤为名辞去捕头职务，回到达州亭子铺，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当年的九月十五日，以徐天德为首的达州白莲教徒和穷苦民众上万人祭旗大起义，自此，四川白莲教起义揭开了序幕，展开了与清廷近十年的战斗。达州亭子铺成为川东白莲教起义始发地。达州白莲教这支起义军。主要首领有徐天德、王登廷等。十一月击毙清军总兵袁国璜、何元卿，十二月与东乡起义军同破该县县城。次年东乡会师后，编为达州青号。三年八月，与通江蓝号会合于箕山。为摆脱清军追捕，分为两支，分别由徐天德、王登廷率领，为四川起义军的主力。六年徐天德牺牲后，复由徐天培、熊方青、陈诗学率领，坚持到七年末。

东乡大会师部队番号确立

在谈到白莲教的队伍时，常常会说到某地某号，如通江蓝号、巴州白号等，原因何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日子需要记住，即嘉庆二年（1797）六月二十三日，川、楚白莲教起义两大主力在东乡（今宣汉）会师，史家称之为“东乡大会师”。这时，起义军全部集结于川东北，人数超过2万人，而川、楚、陕三省在川东北的官军总数达13万，加上10多万乡勇，起义军很难对付。于是义军首领商议，只有迅速分散转移，来分散官军，在转移中补充兵员，同时发动更多的教首组织起义。此次会师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根据各自所属的教派分支，分为青、黄、蓝、白四色，以不同颜色作为各支部队的代号和旗帜。徐天德率领的义军，称达州青号；姚之富、王聪儿、王廷诏、李全等率领的义军，称襄阳黄号；龙绍周率领的义军，称太平（今万源）黄号；张汉潮率领的义军，称襄阳蓝号；冉文俦率领的义军，称通江蓝号；高均德率领的义军，称襄阳白号；冷天䘵、王三槐率领的义军，称东乡白号；罗其清、苟文明率领的义军，称巴州白号。川楚白莲教八支队伍中，川东占了五支。

同时决定在各部义军中，分设元帅、先锋、总兵、探马头等职衔，分级作战指挥。辈分较高的老教首是义军当然的首领，统称“老掌柜的”，或称“老师父”，老教首能指挥作战的兼任元帅，不能指挥作战的，主要掌管事务。当夜，起义军会师后便分头撤离了。在几支义军外，川东还有两支起义队伍：奉节线号（或称线子号）:代表人物龚文玉，白莲教川东总传教师，率部起义后，自认教首，被俘遇害。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起义任先锋，在其他骨干人员先后战死后，被这支队伍推为元帅，曾与青、黄、蓝、白号一同大闹川西，在江油战斗中受伤被俘遇害。令人感慨的是其妻郭氏，身穿白衣，手擎 “替夫报仇”四字大旗，战死疆场。这支部队最后一支小分队在巴东、巫山老林，一直战斗到起义七年后，全部战死为止。云阳月蓝号：代表人物林亮功，云阳人，在开县率教徒起义，是月蓝号义军的创始人，起义后为教首兼元帅。这支起义军汇集周边各路义军，在开县、梁山、营山等地活动，大战过川北，经过四年多时间，战败消亡。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当时川、陕边界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夔州白帝城沿长江东下，进军湖北。这支队伍自此在湖北西部、陕西转战。最强势的时候，先头部队顺利地打到西安近郊焦家镇了。但由于力量悬殊，最终战败。王聪儿、姚之富率领起义军在湖北郧西县三岔河一带被围，七千多人壮烈牺牲。最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十几名女兵，从阎王碥上跳崖牺牲，被俘的一千多起义军也惨遭杀害。此后，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只有少数人继续坚持斗争，对朝廷构不成影响，从此，宣告襄阳义军起义失败。四川起义军大致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冉、罗一路起义军进军巴州、仪陇、营山，“梗绝运道”。徐、冷、王一路起义军进军大竹、长寿，威胁嘉陵江边水陆重镇合州。向成都、重庆两大重镇威逼。北边打到了金堂、江油等地，南边打到了涪陵、长寿、合川了。现重点说一下，起事于巴中境内的两支起义队伍：巴中白号和通江蓝号。

巴州白号义举方山坪

巴州白莲教全称“白莲教巴州白号”，拥有两万多义军，是川、陕、楚、甘、豫白莲教义军中力量最强，战斗时间最久，斗争最悲壮的一支队伍，起义十年，无一降者。白号义军首领罗其清（1760～1799），清巴州方山坪人（今平昌县岩口乡），父兄均习白莲教，7岁丧父，10岁时，母被逼债人杖死。父母亡后，其清带领众多弟妹织布为生，人称“罗机匠”。嘉庆元年，罗其清与苟文明、鲜大川商妥反清复明，招募平民，打造兵械，罗其清在方山坪聚众起义，十二月二十一日，苟文明、鲜大川与方山坪同时在三槐院揭竿起义，并“擎族奔赴”，率义军千余人与其清会师，罗其清被推为老教首、元帅，苟文明、鲜大川副之，义军在方山四周高险处构筑寨垒，以为屏障（《清史稿：宜绵·刘清传》）。义军凭方山坪险要地势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对抗，并拒绝清将罗思举劝降。川北清总兵朱射斗、重庆总兵百祥围攻方山坪，被罗其清、鲜大川、苟文明会同冉文俦打得惨败（《圣武记·卷九》）。陕甘总督宜绵同巴州知州刘清汇集四股清军合围方山坪久攻不下，至秋收，罗其清派苟文明带千余义军破围，直奔泥龙庙（今平昌县泥龙乡），引百祥率军紧追，进入伏击圈，全歼官军后队，击毙把总毛安国、达州武举李遇春，擒巴州武举苟芳贤。1797年9月，清廷派西安将军恒瑞、尚书总督惠龄、朱射斗、百祥、刘清率乡勇万余人围方山坪。白号义军避其锋芒，同徐天德、冉文俦、王三槐、龙绍周五支义军汇合于澌滩河、邱家院、长滩河一带，四五万义军浩浩荡荡，由通江刘坪（铁佛）渡化渔河，走老官庙（广纳），过九官渡，占通江城杀县令涂陈策。

嘉庆四年（1799），罗其清在营山县大蓬寨被参赞大臣额勒登保与经略大臣德楞泰围攻下失利，与弟罗其书、子罗咏福一起逃至蔡家梁，罗其书、罗咏福被清副将德宁、游击喜明搜捕杀害。罗其清潜入鲁班河鮓鱼洞时被清将惠龄捕获，上解到北京凌迟处死。其清的弟、女皆在方山坪下“蝴蝶地”被清军用桐油“点天灯”处死，在“蝴蝶地”的对岸（宣汉辖）九大独立山石，被清军上凿坑，灌桐油烧七天七夜，以“断罗其清的龙脉”，发泄仇恨。岩口在嘉庆元年前叫隘口，州官陆成本将隘口改为“永安场”，方山坪改为“永安坪”，直到1950年更为岩口乡。罗其清牺牲后，鲜大川、苟文明在通江麻坝寨再举“巴州白号”义旗与冉文俦一同抗清。鲜大川，生于乾隆年间，牺牲于嘉庆五年（1800）7月，系响滩场（今平昌县响滩镇）帽盒山八角石（龙岩村）人，自幼家贫，姐弟两人，全靠其父鲜文杰打铁和母苟氏为人佣工维持生活，自幼在族叔鲜文炳的教导下习武，功夫闻于乡里，除会武外，还会打铁，人称“鲜铁匠”。父母亡后，姐做童养媳，家中只有大川，族叔鲜文芳见其四处流浪便收为义子。在鲜大川等率领下，义军穿清江渡至朱垭，战巾子山夺白云观，占尖山坪，杀清军游击王相龙后，同达州、东乡义军一起攻占巴州。巴州曾被白号义军两次攻破（《巴州志·战乱》）。不久，鲜大川在战斗中，左臂受伤，在响滩二龙河养伤。养父鲜文芳因受引诱，又怕清律株连九族，暗地买通大川侍卫杨仕山，亲授其刀，令其刺杀，杨系鲜大川之甥，大川未防，杨仕山乘大川熟睡之际，提刀刺腹致死，随行杨昌仕等12人皆遇害。苟文明（？—1802），系鲜大川表弟，平昌县响滩三槐院人（时属巴州鼎山乡第四甲），生于佃农家庭，父苟子举，母鲜氏。文明自小聪慧，曾读三年私塾，人称“小秀才”，十七八岁“文雅而硕长”“有胆智”，《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一》。能文能武。罗其清就义后，苟文明为巴州白号主帅，因率军常出其不意击败清军，被清廷视为“教匪悍酋”，乾隆帝常以西藏密咒，恶其速死。苟文明在猫儿垭（今通江新场乡）率军，毙清副将以下将弁24人。在其他战斗中，击毙武进士、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伏杀清名将海兰察之子安禄等将领。白号义军与大批清军多年冲杀，队伍锐减。1802年5月，苟文明部与川北镇总兵薛大烈激战于双河口、圆岭山，重创薛军。7月，苟文明、苟朝九（文明长子）、苟文润辗转出入老林，义军仅余30多人，仍坚持抗清不降。8月14日，清总兵李应贵、游击祝延彪等包抄苟文明残部于陕西佛坪厅(今佛坪县)花石岩，苟文明与部属奋勇拼杀清军，械尽粮绝，刃断身伤，宁死不屈，一同跳崖身亡。

通江蓝号麻坝寨战斗最悲壮

蓝号元帅冉文俦，通江人，嘉庆元年(1796)12月，与其侄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等在通江王家寨率教徒起事，部众盛时达10万以上。起义军选定麻坝寨作为营盘，此寨位于通江县城东北一百余里，北靠龙凤垭，南连木通垭，西接响滩坡，东临芝苞口（今芝苞乡），方圆六七十里，山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麻坝寨，冉文俦招兵买马，教军扩充至13000余人。同时修城筑寨，麻坝寨形成“外三层，里三城”格局，固若金汤。“外三层”，即在麻坝寨外围设置木栅；“里三城”，即在麻坝寨东、西、北三面建三座木城。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一，惠龄、德楞泰、额勒登保率军围困义军驻地通江麻坝寨（今通江唱歌乡）。德楞泰、额勒登保攻东面，惠龄攻西面，朱射斗、阿穆勒塔攻南面。义军凭高据险奋击，打死清将多人，激战至暮，冉文俦手执大旗，身先士卒，从东门率众突围，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因目标太大，被清兵用枪击伤，落入敌手，壮烈牺牲。为掩护副帅冉天元突围，冉文俦之子冉添寿、弟冉大元、头目苟子明等均阵亡寨上，不少将士至死不降，舍身跳入寨北的万丈沟中。

“扫地王”冉天元继任蓝号元帅，在行军参谋徐亮基及众将辅佐下，袭清营、夺关隘、攻县城、杀贪官，迫使通江县治迁得汉城（安辑寨）。1799年，天元率部在苍溪大破清军。1800年正月，冉天元率军在西充高院场毙号为“干勇巴图鲁（满语译音，即威猛的勇士）清猛将朱射斗，参将罗定国，参领额森保、骁骑校萨英阿竺多人，高院场激战清兵大败，嘉庆帝闻讯十分恼怒，赐令署四川总督魁伦自尽，成都将军阿迪斯遣戍伊犁，四川提督七十五逮京治罪。同年5月，冉天元在江油马蹄岗，层层设伏，五日四战，大败德楞泰，清将罗思举率三千乡勇急援猛攻天寨子，奉节线号首领陈得俸及天恒（天元弟）牺牲，冉天元在激战中坐骑中箭坠涧，被清军所擒，遇害于成都。冉天元牺牲后，蓝号义军坚持斗争至1802年，在重兵围困和诱降双重夹击下，最后被官军镇压。江油马蹄岗战役，是这次大起义中一次影响全局的大战，自此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至此，嘉庆五年（1800）七月，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俘，嘉庆六年（1801）二月，王廷诏战死，接着徐天德、冷天禄、高均德、李全、张汉潮、樊人杰等也都相继被俘或牺牲。到嘉庆六年年底，起义军只剩了一些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斗争。

川楚白莲教失败根由

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很悲壮地失败了。有很多专家学者分析其失败的根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川楚陕五省白莲教乱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起义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流民、棚民及雇工组成，起义军的领导阶级实际上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他们思想意识保守、狭隘，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未能提出彻底解放他们的政治纲领。

白莲教起义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长期、坚决的斗争。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流寇主义风气及缺乏统一的领导。游击战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白莲教起义军也不例外。起义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泊不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加入起义军之后，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思想意识带进乱军的队伍，形成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例如白莲教乱初期，襄阳起义军从嘉庆二年（1797）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起义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开展游击战，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起义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切断了起义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使起义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又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失败。内部严重的宗派主义。白莲教起义军本身是由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在清政府招抚政策宣传之后，很多已加入白莲教义军的下层群众开始动摇。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困极思安”“久劳思息”的起义军纷纷乞降、投诚，出现了“贼伙自行投诚及难民由贼营逃出者络绎不绝”的情况。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白莲教起义中的川省义军在政治上严重丧失革命警惕性，参加起义的农民封建思想较深，拜把结盟特重江湖义气。平时作战勇敢，但一遇亲戚朋友，或施些小恩小惠，就易动摇反复，叛变投敌。清政府利用起义军这一弱点，从内部来分化打击。南充知县刘清，据说为“良吏”，号为“刘青天”，这个人在四川起义军崛起后，曾带领乡勇万余与总兵朱射斗破了方山坪白莲教义军，更曾与清军配合夹攻王三槐、徐天德等义军，杀害白莲教义军战士，并击退罗其清、冉文俦的支援。明明刘清与白莲教为敌，但是部分起义军以刘清为“良吏”，起义军遇到刘清，大多“退避隐去，不忍加害”，一些义军更容允刘清在白莲教军营中自由出入，任其宣传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做瓦解起义军的工作。

白莲教起义军白号首领罗其清，非常崇拜刘清，对刘的诱降未坚决抵制而常与其“供食”“迎送跪拜。均如民礼”，甚至幻想把他“抢上山寨充当军师”。还要与杀人不眨眼的罗思举“结为兄弟”。起义领袖王三槐麻痹大意，被官府诱骗进入官营而被生擒。同时，清王朝加紧扶植地主武装，对起义军实行了“坚壁清野”“边抚边剿”政策。在白莲教起义后期，义军中很多动摇分子经不住清政府的诱降而叛变投敌。巴州白号义军在刘清分化下，内部发生严重内讧，汉北的义军余部，经叛将李其贵的招诱，领袖伍怀志被擒，于是“汉北无复贼”。嘉庆七年，巴州义军在清政府的诱降分化下，首领“苟文明为其义子张某所败，献首投诚”。嘉庆九年，动摇分子赵洪周斩杀白莲教首领苟文润等等。加上川东是多山地区，土地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困难。从清廷来说，整肃吏治，乾隆末年，乾隆帝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帝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珅，将和珅一党法办，安定了民心。同时加大了川楚前线大将的惩处力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并且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与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最终失败了。但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严重削弱和动摇了其封建统治基础，使清朝由盛而衰，书写了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光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