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即将到来，打破城乡壁垒，5亿农民迎重大机遇，认知破局

11 月 27 日，在 2022 碳达峰行动暨零碳城市峰会上，中央党校学者提出，结合人口净增长持续下降、城市高房价、农业现代化以及数字经济等因素，预计将在 2025 年出现逆城镇化现象。

何为逆城镇化现象？

从文字表述中来看，逆城镇化既是与城镇化逆向进行的一个过程，原本由农村进入城市安家、居住、工作的人群，反向回归城市周边的郊区、小城镇乃至乡村。

逆城镇化代表着城镇化进行到尾声，人口从城市回流至乡镇的一种现象，但并代表着城镇化的彻底结束，由于与城镇化现象可能同步进行，对社会实际运行中，在生产资料分配、生活资料价值认定等多个方面将会产生重要变化。

本文试图通过城镇化发展的数据、逆城镇化的原因、逆城镇化带来的变化等要素，针对逆城镇化的进程中，可能对当前城乡二次元结构、城市布局方向、土地价值变化等内容的改变做分析窥探，希望能对关注本进程的各位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本文系个人原创作品，今日头条首发

全文约4000字，深度解读政策发展变化趋势，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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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文

城镇化进程与人口快速增长是过去七十余年中国发展的核心红利

但两项红利均已进入尾声

1、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国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行动。

从统计数据可查，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中国城镇化率仍仅为17.92%，此时中国尚处于农村占主导的人口结构形式，城镇人口数量仅为1.7亿，尚有接近8亿人口居住生活在农村。

按照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市与农村在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生活配套、医疗资源等方面不断扩大差距，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我国城镇化率实现高速增长。

198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2亿。

1990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3亿，从2亿扩大到3亿，用时9年。

1998年，城镇人口首次突破4亿，从3亿扩大到4亿，用时8年。

2002年，城镇人口急速突破5亿，从4亿扩大到5亿，用时4年。

2007年，城镇人口再次突破6亿，从5到6，用时5年。

2012年，城镇人口突破7亿，用时5年。

2016年，城镇人口突破8亿，4年。

2020年，城镇人口突破9亿，4年。

截止2021年，我国城镇常住居民数量已经达到9.14亿，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但仔细观察增速从2015年后已经逐年放缓，2021已经降至0.81%，不足最高峰2011年时的一半。

虽然2022年数据尚未出炉，但由于新冠疫情发展、制造业转型、中小城镇发展等多重要素叠加影响，城镇人口的增长比例大概率更低。

从数据来看，随着中国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城镇化增加的速度逐渐放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即将接近尾声。

2、城镇化进程产生的大量非城镇常驻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之一。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提出，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而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入城镇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基础消费需求。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报告提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9%，其中，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8%，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1%，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4%。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9.0%。

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710元；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141元；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638元，；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796元，；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151元。

从统计数据中来看，各行业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水平范围涵盖3638——5150元。

同年全国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06837元，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62884元，统计数据可见乡镇进城人口的收入水平仍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在工业、物流、服务、建筑施工等多个重要环节，勤劳且低廉的用工成本，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物价平抑环节上，做出了重要巨大支撑。

巨量的非城镇户籍，但常驻城镇的进城务工群体，为中国高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3、逆城镇化进程是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城乡生产要素的第二次重新分配。（重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与整合往往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向和归属。

在以农业、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农耕社会，生产资料的价值主要是以土地的农作物产出为依托，在此阶段的社会经济中，地主、乡绅占据着大量的优质农田（生产资料），所以农户不得不依附他人，获得简单、微薄的劳动报酬，而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则成为社会的财富主体。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中的任何达官贵人，哪怕官居一品、封王拜侯，也要在乡村囤积土地，获取财富的原因。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被工业经济取代，产生财富的主要生产资料由土地变更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资源、能源、信息等内容，而核心的生产资料——资本由超大城市把控和聚集。

在我国这一层级城市包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而随着这一阶段的不断发展，生产资料随着城市的饱和进程，开始由大至小、由东向西的扩散，逐步传导至新一线、二线及其他等级城市。

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开始经历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在信息社会，信息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信息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程度,可以反映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程度。

在工业社会中，大型城市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占有者，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适宜工业发展的土地、资本优势、科技研发能力、资源能源供应等都是小城市无法匹敌的，所以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创造和分配都集中在大型城市中。

当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后，信息将变为最核心生产资料，而信息的产生、发展、进化，并不完全依靠城市规模的聚集，而主要在于信息（知识）的载体——人的流向。

而欧美发达国家及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在近些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远离传统城市中心的科创型城镇群，关键词是大都市区域周边，市郊的商务成本低，发展空间充裕，能够适应各种创业需求，这里既可以享受大都市带来的丰富多彩，又可以满足田园生活的小资情怀。苹果新总部选址库比蒂诺市，谷歌新总部选择山景城，Facebook新总部选址门罗帕克市，华为总部选址东莞市松山湖大体都遵循这个逻辑。

松山湖，华为总部

苹果总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祁祥曾表示：知识赋能的信息技术能够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管理，信息技术的显著特征是技术含量高，渗透力强，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优化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管理，从而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和全要素的生产率。

4、逆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第一变化是城乡土地价值重塑。

在工业化社会推动的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由于生产要素过度的集中在大型城市内，导致城市土地价值快速升值，而乡镇土地价值估值过低。

以上海市为例，2021年出让成交数量为502宗，成交面积为2114.54万㎡，同比增长13.49%。成交价款为3326.34亿元。其中，住宅用地的成交价款为2624.34亿元，成交面积1010万平米，平均亩单价1732万元。

而对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主要依据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确定，如补偿费用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以增加相关费用。农村征地补每亩多少钱根据土地的用途有所不同，征地补偿标准范围大致在5.75万—9.32万/亩。

即使包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后，城乡土地价格差异仍然过于巨大。

而逆城镇化进程中，生产要素不再依附于大城市中心的土地，转向城市周边远郊、农村等地，宽阔的乡镇土地价值将被被重新塑造。

但制约农村土地价值估值重塑仍有不少困难及矛盾，首当其冲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二元化。

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制下的国有土地，可以通过使用权出让形式，进行对外出售。

而农村土地属于劳动群体集体所有的土地，在产权上并非属于农民个体，农民个体仅拥有经营权及使用权，且由于集体建设土地必须要经过政府征地环节，变更为国有土地权属，才可入市出让使用权。

这两种制度的割裂，导致农村土地长期价值低估。

不过好在一些有利政策已经开始尝试并进行推广。

2017年，国土部、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给出了新的解决思路，鼓励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等13个重点城市周边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虽然其中明确不得以租代售等模式违规销售，但确实已经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建设用地变现，找到了新的模式。

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中强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各方面利益重大调整，必须审慎稳妥推进。试点县（市、区）数量要稳妥可控。要坚持同地同权同责，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中交易，适用相同规则，接受市场监管。

且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出现集体土地直接入市试点成交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