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乱，中国近代史上不容洗白美化的浩劫，幸有左公平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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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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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一系列经典的话，包括但不限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对我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也有过许多精彩的批评。比如“农民起义缺少科学纲领的指导，常常从起义变为暴乱。即使成功，也跳脱不了历史周期律，造成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的循环”。
而今天要讲的陕甘回乱，就是典型的因压迫而起，又转变为压迫者的历史循环悲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叛乱的动机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许多读者很有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冒出一个想法——元清两朝是汉族的至暗时刻，各种歧视与不公体现在法律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相反地，少数民族取得了巨大的优待，想不通回民为什么还要叛乱。
确实有优待，元朝“四民分治制”把元朝统治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作为统治者排在第一位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自不必说，回族人作为色目人享受的特权也不少。
清朝建立后，除了把蒙古并入色目人一起排为二等公民，把自身提升为一等公民外，做法几乎恢复了元朝的旧制。
（元朝“路司”）
首先就是来自官方的撑腰，元朝为色目人专门设立了行省和路司的政府机构，用以保障他们经商和司法特权。举个例子就是色目人如果犯了事，汉人官府是不能管的，要移交专门的路司来审判。
清朝时，汲取了明朝官僚机构臃肿，导致财政崩溃的经验。为了缩减开支，便取消了专门的路司，但是仍然向官员强调在处理民族纠纷时的“潜规则”，这些都会在官员上岗前的培训中训练。
举个例子，在元朝蒙古人斗殴中打死了汉人，只需要赔偿牛羊即可；色目人只需要赔偿财物即可；而汉人则必须偿命。到了清朝，变为了蒙古人和色目人都需要赔偿财物，汉人仍是偿命。
（朱元璋）
另外，色目人在科举考试时一直有加分。从元朝一直加到了清朝，没错！朱元璋为了安抚一些归顺的色目人，也对他们实行科举加分。
在居住问题上，县衙会按照朝廷规定给色目人划定专门的生活区。通常是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色目人也能由此住上木制结构或者砖石结构的住房，相比之下汉人只能住在农耕区的茅草房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回族人依然觉得生活困苦。
（简陋的茅草屋）
一方面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清朝末期，政府腐败严重，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对农民征税过重。这种贪污腐败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汉族的政策上，而是贯穿整个清朝政府体制。
这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不仅仅是回民，汉族农民也受到了压迫，因而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其实回汉是同源的，回族人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人。他们或是在元朝为了提升地位，或是为了借宗教团结在一起自保。
另一方面，清朝在同治年间面临外部威胁，如太平天国运动等，使得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地维护边疆稳定。这种外部压力加上内部的政治问题，共同促成了陕甘回乱的爆发。
（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
因此，虽然清朝在某些方面对少数民族实施了一些优抚政策。但整体来说，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外部威胁等因素，才是导致陕甘回乱的主要原因。这场乱象反映了清朝末期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薄弱。
二、蓄谋已久的“导火索”
回族除了对满清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充满矛盾外，对同为被剥削的汉人农民阶级兄弟也充满了矛盾。
（满蒙科举，独办一堂）
很简单的道理，蛋糕就那么大，上面人已经分完了，剩一点只能底下农民抢着分。
有利益冲突，就会把朋友变成仇人。本来该同仇敌忾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回汉农民，竟然开始内部争斗，开始了无意义的内卷。
农业时代的他们，无非抢水、抢地、抢木材这几样。而陕甘回乱的导火索，正是因为抢木材，名为圣山砍竹事件。
（清朝常见的农民宗族械斗）
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一个叫做叶三元的回民要买竹子。在圣山小张村找到了一片竹林，竹林的主人是个汉人，姓王。之前都一切正常，双方愉快地商议好以二十文一斤的价格让叶三元自己带人来砍伐。
可是第二天叶三元带着两个回族伙计来砍竹子的时候，王主人正好有事出去了，所以是他儿子在家主事。
他儿子动脑筋一想，最近太平军攻陕西华州，战士紧迫。这家伙买竹子去大概率就是做长枪的，吃准了他急用，不如狠狠敲他一笔！
（老照片）
于是王的儿子便坐地起价，他也真是猜对了，叶三元果然是要砍竹子去做长枪，急用！所以焦头烂额，也对王的儿子的行为愤恨不已，不由分说就要强行砍竹。
叶三元就带了两个帮手，怎么敌得过王家十几口人？于是叶三元被打了一顿落荒而逃。
叶三元怎么可能咽的下这口气？第三天就叫上了回族村落，全村出动进行报复，残忍地杀害了王氏全家。
（常见的回族村落）
此次事件后，之后官府的判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官府判定王家胜诉，叶家给予王家旁亲巨额赔偿，叶等带头人凌迟，一众闹事者抵命。本来这个判决还算公平公正，两边也都表示还能接受。
（准备起事）
三、屠龙者成恶龙
那么后来，陕甘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又遇上大旱，饥荒横行。回族士兵就把魔爪伸向了广大的贫苦汉族百姓，手段极其残忍。
据历史数据记载，1863年一月，回族叛军攻陷固原城，便开始了第一次屠城“祭旗”活动，屠杀了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这时候他们还没有缺少粮食。
（饥荒中的陕西）
1863年八月，回军攻陷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863年十月，回军在宁夏府城屠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
同月马化龙的回军进攻灵州城，有城内回民作内应而攻陷灵州城，“屠戮二万余人”。 1864年二月，回军攻陷渭源县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
1866年，回军攻陷靖远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1867年四月，回军攻陷合水县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农民起义）
四、左公平乱
就像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一样，叛军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逐渐变得制度化组织化。
其中白彦虎就在多方势力的争斗中力压群雄，打服了陕西回军的十八大营，最后被一致推举为十八大营总元帅，宣告了对叛乱回军的总领导权。
白彦虎在北京长大，曾经有参加过清军，所以对清军内部的行政运作体系和作战方略十分了解，并因此多次大败清军，十分难以对付。
朝廷这边便委以左公重任，于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九月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十一月就火速上任。其实除了他，确实也没人能够收拾得了白彦虎了。
（左宗棠画像）
左宗棠提出了“先捻后回”的战略方针来平定叛乱。
捻军是陕甘地区汉人的一支起义部队，就像上文说到的，清朝末年系统性的腐败崩溃，不仅让回民，而是让所有底层民众都不好过。
捻军比起回军，少了宗教因素的影响，更多是因为柴米油盐的问题选择起义，所以相对来说只要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就不会再闹事，更好安抚。
（古代）
并且即使是捻军，在看到回军对汉族同胞的暴行后，也无法忍受，所以一直和回军不对付。在起义期间，即使腹背受敌，也经常与回军和清军同时对抗。
左公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先捻后回”，而且“以捻打回”，大部分捻军很容易被安抚，安抚以后再利用他们对回军的仇恨，收编进清军，大大提高了清军的人员补充和有生力量。
左公不仅收编捻军，还收编流民土匪，大大减轻了治安成本，稳固了后方，可谓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起义）
左公的第二条策略是利用地形，陕甘之地连接河西走廊，素有“一线天”之名，西安更是十六朝古都，就是因为陕甘之地只要守好一条狭窄的通路，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左公意识到不能强攻，便采取“困兽法”，堵住这一条通陕路的钱粮，准备耗死回军。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抓紧封锁后，不断有叛军逃出来。左公对待这些弃暗投明的人，全都不杀，并且刚接待的第一天就以好酒好菜招待，给回军军心造成巨大的冲击。
（左公）
并且赏罚分明，对待负隅顽抗的回军，左宗棠每攻下一个据点，全部俘虏格杀勿论。战前给过机会了，战败了再想乞降，没那么容易！
不过左公还是太高估回叛军的底线了。回叛军弹尽粮绝，竟然对老百姓下手，洗劫了他们的秋粮，大批百姓惨死在入冬。
在洗劫来的秋粮也吃完后，回叛军竟西逃，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到这一步，回军起义的正义性已完全丧失。他们不仅屠戮阶级兄弟，而且背叛民族、分裂国家！他们的所谓宗教信仰，在投奔俄国（天主教国家）那一刻显得多么可笑。
左公见天险已移出，便开始着手追击剿灭计划。
（左宗棠）
追击首先要射程远，左公向朝廷上书请求到香港采买了两千杆最新式的洋枪，这些军火在后面剿灭白彦虎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白彦虎带着残部边跑边抢，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沿途恶名远扬，终于在当时俄境内的库车和拜城吃了鳖。
白彦虎强行突破库车居民守备后，已是强弩之末，残部已不足百人，军队疲乏至极。就这他还认为拜城民兵缺少训练，无法抗衡，强行攻城，最后大败而归。
（白彦虎）
不过呢，也是因为当时俄国政府的政治需要，看上了白彦虎，有意扶持他，竟然专门划了一片地供他们建立村落、繁衍生息，并且五年不用纳粮，二十年不用服兵役。就这样，白彦虎部竟然还起死回生壮大起来了，自封东干族。
不过从战略角度来说，虽然没有完全剿灭白彦虎部，但是左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陕甘已经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叛乱已平息，并且朝廷自身核心军力损失极小，可以说左公是大获全胜了。
就这样，从历时13年的陕甘惊天大回乱被左公成功镇压，并且白彦虎部在之后左公收复新疆时也被清算，可谓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了。
（左宗棠）
参考资料
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OL].
王国杰.中亚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生平资料新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18-121
“千秋独有左文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光明日报 .2017-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