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史上三位典型的“左倾”代表，和左派的区别是什么

“左派” 一词最早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制宪会议中，第三等级（市民和农民）的代表坐在左侧，支持共和制、大众政治运动和世俗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左派人物。他们怀揣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抗日救亡等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左派，通常被认为是站在地位比较低的阶级一边的人，主要是支持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左派人物以其坚定的革命立场、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左派” 和 “左倾”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左倾” 是指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实际，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急于求成：在革命或建设过程中，不顾实际情况，急于实现目标，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例如，在经济建设中，不考虑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

教条主义：过分迷信理论教条，生搬硬套书本上的理论和经验，而不考虑具体实际情况。在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深入分析和灵活应对，导致决策失误。

我党革命历史上，有三位是“左倾”思想的典型代表。

一、瞿秋白 —— 革命低潮时的左倾盲动主义代表

（一）生平经历

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后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7 年，随着 “四一二”“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的相继发生，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在大革命遭遇失败的危急关头，8 月，瞿秋白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启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11 月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所谓 “不断革命” 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前程，“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 而 “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们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政策。

（二）错误影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损失。他们否认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敌人的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现在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党的总策略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起义。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实际情况，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命令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

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具有以下特点：唯上唯书，照搬国外经验，从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奉行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过低认识革命的艰巨性，看不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总是大言不惭地作出各种错误的估计和预测；自认为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排斥不同意见的人，在对敌斗争中出现困难时候总是责怪别人，从不检讨自己；

二、李立三 —— 左倾冒险主义代表

（一）背景与决策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于国内而言，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深陷矛盾的泥沼，新军阀之间纷争不止，像蒋桂战争以及蒋阎冯之间的激烈争斗等频繁上演。

其中，1930 年 5 月爆发的蒋冯阎大战更是规模浩大、史无前例。在此种动荡局势下，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事务的李立三认定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并趋于成熟。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给李立三带来了极为关键的影响。1929 年 10 月 26 日，共产国际发来信件，宣称 “中国已步入深刻的全国危机阶段”，并且提出当下可筹备群众以推动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掌控的政权。随后在 1930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决议认可全国确已深陷严重的全国危机之中，需依照共产国际指示筹备群众去落实相应任务。

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强力左右，李立三主导通过了极具冒险色彩的决议。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得以通过，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 “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

该决议案所体现的 “左” 倾冒险主义主要呈现出如下几大特征：

其一，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臆想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都临近大决战的关键时刻，认定全国范畴内已具备 “直接革命的形势”，且极有可能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革命胜利成果，甚至认为一旦中国革命爆发，便会引发全球范围的大革命以及世界范围内最后的阶级大决战。

其二，在实际工作的规划上，错误地认为不再需要循序渐进地积聚与筹备革命所需的主观力量，片面强调只要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即可，而且是要开展全国性的武装暴动行动。

其三，顽固秉持 “城市中心论”，一味强调倘若没有工人阶级掀起的罢工高潮以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作为支撑，就无法达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还对 “以乡村包围城市” 的理念予以严厉批判，认为其是极为错误的观念，主张必须彻底改变以往的游击战术。

其四，模糊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错将资产阶级判定为反动联盟的组成部分，提出倘若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率先取得胜利，就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工厂、企业以及银行等资产，并且必然要推动从工农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

（二）失败后果

“立三路线” 给党组织和红军力量带来了严重破坏。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但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三、王明 —— 左倾教条主义代表

（一）错误路线

王明在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态度上走向了极端，这不仅在理论上引发了诸多争议，也在实践中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他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对书本内容了如指掌，但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却未能转化为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王明过分迷信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攻占大城市以迅速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策略，从而在中国革命中坚定地推行了城市中心论，排斥了其他可能更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径。

王明他坚持认为中国正面临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并主张采取“进攻路线”，试图迅速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关键省份的胜利。在阶级关系分析和统一战线策略上，他错误地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主张全面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将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些极端主张严重破坏了统一战线，加剧了社会矛盾。

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王明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一再指示红军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他命令红军攻占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试图将这些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对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威胁。然而，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战略决策，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