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进攻新疆失败后去苏联，结局如何，斯大林一席话揭示了真相
1927年，年仅17岁的西宁宁海军回族军官马仲英树起了反对冯玉祥国民军在甘肃统治的旗帜。
他以“七杆枪吊民伐罪”，杀回故乡河州，很快即聚众万人，转战于河湟、洮岷、陇南、宁夏等地，三围河州，两击宁夏，声势大震。
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先后调动6个多师的兵力来迎战。
1930年，马仲英进入河西，先据甘州，后驻酒泉，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1932年，国民政府任命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划定酒泉、敦煌等7县为其防地。
马仲英两次率军进击新疆，引起新疆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动荡。
1933年，盛世才在苏联的协助下击败马仲英，马仲英率三十六师余部退往南疆。此时，三十六师总兵力尚有1.5万余人。
1934年7月，在共产党员张雅韶、吴应琪等人的影响下，马仲英离开三十六师，出境投奔苏联，是年他22岁。
这位回族青年将军自此一去不复还，其下落留有种种说法，至今仍为一个不解之谜。
本文根据有关资料和访问所得，探讨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情况和他的下落以及有关问题。
一、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
关于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有关记载虽有不少，但以他手下的旅长马彦良的回忆录最为可靠。
马彦良(1904—1987)，回族，长期跟随马仲英转战各地。马仲英赴苏时，他担任三十六师骑兵旅旅长。
马彦良于1935年8月赴苏，在莫斯科与马仲英共同学习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是马仲英赴苏后活动的重要见证人。
据马彦良回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马仲英话别旧部(三十六师)，带蔡雪村等随员二百八十余人，经依尔克斯塘边卡(在今喀什)出国，抵苏境后解除了随带的武器，到安集延乘火车赴莫斯科。
苏联政府派一边防司令(名不详)接待，安置在离首都约七八公里的别墅居住。
到后的前几天，参观了当地的工业建设和学校，随从人员被分配到陆、空军学校学习。
嗣后，苏联派梅斯科夫为其顾问。另派四个军事教官给马仲英讲授政治、军事、文化、外语等课程。当时，苏联人皆以“哥尼拉”(将军)称呼他。
苏联政府对马仲英以礼相待，将其作为重要的培养对象，这自然是马仲英身边的蔡雪村、张雅韶、吴应琪等人所起的作用。
据说，蔡雪村等人曾在苏联学习过，是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并与苏联有着一定关系的共产党员。
同时，马仲英当时在新疆和田一带尚驻有1.5万余人的军事实力，对于新疆局势的稳定与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足以引起苏联方面对他的重视。
马仲英离开新疆后，命其姐夫马虎山代理三十六师师长。到苏联之后的三年中，他与三十六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马虎山不断派出三十六师军官前往莫斯科向他汇报情况，他也按照苏联方面的意愿，通过自己派回新疆的军官传达命令，确定三十六师的行动准则，力求与盛世才和平共处。
一九三四年冬，马虎山派军需处处长张梦九取道印度到土耳其，通过苏联驻土耳其使馆取得护照，由土赴苏，在莫斯科与马仲英会面，汇报了三十六师的近况。
这是马仲英与三十六师的第一次联系。
第二次联系大致是在1935年初。马虎山派部下马生贵从喀什出境，前往莫斯科见马仲英。
当年夏季，马生贵等返回三十六师驻地和田，随同来和田的有苏联防疫队八九人，其真实身份是政治工作人员。
马生贵带回了马仲英给部下讲话的录音胶片，可用留声机播放，这一录音胶片在三十六师官兵中播放后产生了影响。
胶片以后长期由马彦良收藏，1950年马通先生在临夏工作时曾在马彦良处见到，当时尚能清楚播放，1978年交给了临夏州地方史志办。
马仲英的讲话要点有：
第一，十分想念三十六师的同志；
第二，三十六师的事情已有保障，大家已有光荣的过去，今后会有光明的前途；
第三，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强调自己给马虎山所下准备抗日的命令，要求三十六师官兵遵照执行；
第四，告诉大家，自己不久就要归来，领导三十六师走向光明的大道。
马生贵还带回了马仲英调马虎山赴苏联学习的命令，但马虎山未遵照执行。
第三次联系是在1935年夏秋之交。马生贵返回不久，马仲英又派吴应琪、葛霁云、李尚英3人返回和田，命令他们督促马虎山赴苏联学习。
马虎山不愿去苏联，自作主张，派马彦良、喇守礼等19名旅、团长赴苏学习。是年8月，马彦良一行到达莫斯科，与马仲英居住在一起。
30年代的莫斯科
当时，马仲英正在莫斯科学习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在欢迎马彦良一行的宴会上，苏联边防司令致词说：
“我们苏联欢迎大家前来学习参观……我们认为马仲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青年，是一朵鲜花，因此我们把他移植到很好的花园里成长。”
马彦良等人先参观了工厂、学校，然后被安排和马仲英一起生活学习。
当1935年冬季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时，苏联派专家10多人与马仲英等组成了一个联合参谋处，专门研究迎接红军进入新疆等问题。这个参谋处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
当时，在河西围攻红军的主要是青海马步芳的军队。马仲英与马步芳为堂兄弟，并曾同在青海驻军中任职，了解青海军队的内部情况；
又曾率军转战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等地，熟悉河西地理。
在与苏联专家一起研究问题、制订计划中，马仲英自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马彦良等人在莫斯科与马仲英一起生活学习了将近两年时间。
1937年4月，盛世才派驻喀什的师长麻木提反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中国，华北形势严峻。
在此背景下，苏联边防司令约见马彦良等人，告知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并提议：
马彦良、喇守礼、马世杰、杨福兴等4人返回新疆，整顿三十六师，协同盛世才剿灭麻木提，苏联将为三十六师提供军事装备。
剿灭麻木提之后，三十六师在和田留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兵力，其余官兵全部离开新疆，开赴抗日前线。
据马彦良回忆，马仲英同意苏联方面的提议。
马彦良等人离开莫斯科时，马仲英亲自送他们到车站，并叮嘱马世杰、杨福兴到新疆后先去乌鲁木齐与盛世才联系协商，再到莫斯科汇报情况。
马仲英最后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按决定的原则办事，不能超出范围。”
显然，这一原则即指维护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和三十六师离开新疆。
这是马仲英与三十六师的第四次重要联系。
然而，当1937年7月马彦良一行回到新疆喀什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十六师代师长马虎山联合麻木提与盛世才作战，对马仲英的指示置之不理。马仲英几次来电制止，未能见效。
是年9月，盛世才派出的军队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溃了叛军，马虎山逃往印度。
在红军的协助下，盛世才对三十六师余部进行了清洗，马仲英在新疆的军事力量荡然无存。
马彦良等人辗转返回家乡河州，在莫斯科学习的马仲英及其随同人员自此失去了音信。
综上可以得知，马仲英于1934年7月赴苏后即在莫斯科生活学习，并参加了苏联方面研究制订迎接红军进入新疆计划的参谋工作。
30年代的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期间与三十六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另据马彦良回忆，1937年四五月间在莫斯科车站送别马彦良等人后，马仲英还曾给马虎山几次来电制止其反叛活动，也就是说，1937年夏季马仲英仍在莫斯科。
二、关于马仲英的下落
关于马仲英的下落，马彦良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至于马仲英的结局，尚无人提供准确史料。据说：(1)在苏联学习驾驶飞机时，失事而死。(2)参加西班牙战争阵亡。(3)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献身。”
马彦良作为马仲英的重要部属，特别是又在莫斯科与马仲英共同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他对自己最亲密的上司的下落自然非常关心，搞清楚马仲英的下落是他多年的愿望。
以上三个说法则是他到处打听的结果，但他自己也不清楚以上三个说法哪个可靠。
著名回族学者马通先生多年来关注着马仲英的下落，他于1991年5月应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族研究所所长苏三诺教授的邀请赴吉尔吉斯斯坦访问。
马通（前排中）
在东干族居住的米粮川访问时，他得到了另外的一个说法：
在米粮川访问时，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原籍临夏人，名叫马登云。我问他你是临夏人，一定知道马仲英的下落吧!
他直截了当地说：“被镇压了。”是怎么镇压的呢？他说，东干族的一些老年人都知道。
接着他叫来了两位年龄比较大的人，在一起谈论了这件事。
他们说，大概是在1937年，苏联和盛世才关系和好后，就把马仲英及其部下放在距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监控起来。
后来听说盛世才给苏联当局发来电报，说马仲英很坏，要求予以处决，以绝后患，结果苏联当局就把马仲英处死了。
我问这件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有一次东干族苏三诺·黑牙子去参观这个农场，在茶馆喝茶时听到一个马仲英的部下人讲：“马仲英已被打过了。”
这个材料的可靠性有多大呢？问过东干族教授苏三诺，他说：
“怎么说呢？不好说!”我认为从发生的时间和当时苏联与盛、马关系看，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很大。
关于马仲英被斯大林处死之说，并非始于马通先生。但马通先生得到的这一信息十分具体。
作为甘肃回族著名人物的马仲英，无疑也是在苏联国内生活的甘肃回族后裔—东干族关注的对象。
尤其是这一信息的来源，是到过马仲英被处决的那座莫斯科附近的农场的东干人苏三诺·黑牙子传出的，而且是听马仲英的部下人所说，其可靠性显然很大。
最近，笔者阅读台湾张大军先生所著多卷本《新疆风暴七十年》，又有一些新的发现.
张大军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又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抗战期间服务军旅。
盛世才与苏联决裂投向国民政府后，蒋介石派军政人员进入新疆，大军先生在进入新疆的叶成部任连长，后驻防迪化为团长。
大军先生在新疆驻防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留心收集自民国元年以来的新疆档案史料。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他随同叶成、马呈祥等高级军官，翻越天山，从喀什出走印度，转赴台湾。途中屡遭艰险，九死一生，但最终将大批档案史料捆载至台湾。
到台湾后，大军先生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工作，并任教大学。
历数十年之努力，终于1980年完成巨制《新疆风暴七十年》计12册、51章、五百余万言，由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该书为研究民国时期新疆问题的重要著作，所述史实多引各种第一手文献，价值极高，弥足珍贵。
该书第7册提到：
马仲英到苏联后，极受斯大林的优遇，并在红军大学读书，更不时指挥和阗三十六师的官兵。
他们经常接到马仲英的来信，而且信件传遍每一个官兵，所有的官兵每逢接到马仲英的来信时，无不欢腾雀躍，希望他能早日回来领导他们。
1937年4月，驻喀什第六师师长麻木提密谋反叛盛世才，失败后逃亡印度，盛世才军事实力到达喀什。
5月底，三十六师代师长马虎山揭竿反盛，进围喀什，攻取巴楚，前锋逼近阿克苏。
紧急之际，盛世才再次请苏军入援。9月初，苏军三团自阿图什入境，以坦克20辆为前导，在40架飞机的配合下，直趋巴楚，击溃马虎山部，直追至喀什、叶尔羌。
马虎山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苏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至和阗。马虎山在苏军进至皮山时，弃军逃亡印度。
消灭南疆麻木提、马虎山军事势力之后，盛世才借口破获了带有国际性的“阴谋暴动案”，进行了一次大整肃运动。
这次整肃运动，苏联应盛世才之请，从莫斯科派专员参加审判委员会工作，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教育厅长张馨、民政厅长马绍武、建设厅长师世昌等数百人被捕。
甚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普列索夫、中共党员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等也被加以托派罪名，被召回莫斯科。
盛世才在借助苏联军事力量平定南疆敌对势力并对内进行整肃之后，于1938年8月末，秘密赴莫斯科觐见斯大林。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册、第7册中大段引用了盛世才对此行的回忆录，其中多处提到马仲英被斯大林处决一事。
盛世才赴苏时，已经得知马仲英被斯大林处决的消息。他的回忆录中提到：
曾经听一些来自苏联的中共党员说，“马氏离开新疆几年中，都住在苏俄……住在离莫斯科四十英里的一所招待所中……”
斯大林曾让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与盛世才商谈是否可让马仲英回国，联合青海、甘肃回军抵抗日本的侵略，被盛世才拒绝。
后来，斯大林批准了放逐马仲英的签请，“秘密警察遂对马氏及其随员们一律处死”。
在莫斯科，盛世才曾向斯大林问及被召回的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情况，斯大林回答说已被处决，并提到处决马仲英一事。
据盛世才回忆说：
“在我到达莫斯科的二十四小时以后，便收到了请柬，根据文字中所说，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均极高兴看到我。当我到达克里姆林宫时，使我惊诧的斯大林本人也在场。”
这次会谈中，在盛世才回答了斯大林关于中日战争、新疆的“阴谋暴动案”以及莫洛托夫询及的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之后，中间安排休息用茶点。
此时，斯大林等建议盛世才也提出自己关切的事情。盛世才回忆说：
“我对于前驻迪化总领事阿普列索夫的命运非常想知道，并顺便问及他的健康，斯大林答复：已步马仲英的后尘，言下，也同马一样被处决了。”
这是1937年8月末的消息。但直到解放后，苏联使馆仍然在说马仲英“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由此可见，很长一段时期，苏联方面对此予以保密。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教授库兹涅佐夫曾于2022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主要讲述30年代中苏关系。
在论文中，库兹涅佐夫提到，他翻阅了苏联的秘密档案，里面有斯大林亲笔签批的处决马仲英的命令，落款时间是1937年8月22日。
库兹涅佐夫教授写的论文，与盛世才的回忆录中的信息，以及马通教授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处了解到的情况，显然是一致的，马仲英最终被苏联处决，时间是1937年8月底。
三、马仲英被斯大林处决的罪名
马仲英被斯大林处决看来是比较可靠的。但是，他是被以何种罪名处决的？
上文提到的库兹涅佐夫教授在论文写道：马仲英被处死，是由于斯大林认为他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发生革命，一些反动势力逃到中亚。十月革命后这些土耳其反动势力在中亚从事反苏活动。
1922年夏季被苏联红军击溃，首领被击毙，余部四散，有的逃入新疆、甘肃境内，后来参加了马仲英的军队，利用这一军事力量开展反苏活动。
看了库兹涅佐夫的论文，笔者不禁想起了英国传教士米尔迨·开布尔以及瑞典考察家斯文·赫定提到的马仲英军队中的土耳其军官和日本特务的情况。
英国传教士米尔迨·开布尔写的《沙漠戈壁》中提到了这两个土耳其人：
米尔迨·开布尔
这个时期，在马仲英亲信周围出现了两个外国客人。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根底，光知道他们是穆斯林，自称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
他们两人都有战争经验，参加过整个的1914—1918年的欧洲大战过程，他的军事经验使他立即在这个部队中获得了一些军事事务领导权。
年长的那位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生，会说好几国的语言，对于欧洲的政治具有广泛的知识，他经常不发表个人的观点。
但这种保持沉默的人，常常怀有深沉的意图的，默默等待着命运安排，可以把在位者拉下马来的时刻的到来。
米尔迨还说：“他们两人都对金树仁主席怀有个人仇恨。他们曾被金树仁投入监狱，释放后投奔马仲英。”
“米尔迨甚至认为，马仲英原先准备进军宁夏，“但两位顾问狡猾地利用了他喜爱拍马的弱点，慢慢地把他的兴趣转向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仇人金主席的土地。”
这位毕业于巴黎大学、对欧洲的政治具有广泛的知识、会说好几国语言的凯末尔，全名为凯末尔·卡雅阿凡提。在马仲英进军新疆过程中担任三十六师驻吐鲁番的特使。
1934年2月19日，斯文·赫定在吐鲁番见到了此人，他记到：
“马司令驻吐鲁番的特使凯末尔。卡雅阿凡提来看望我们，他准备第二天返回司令部。凯末尔操一口漂亮的法语同我们谈着当年在他的故乡土耳其的旅行。”
显然，这两个土耳其人，尤其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凯末尔并非等闲之人，他们受到马仲英的重用，对马仲英的思想和活动不会没有产生影响。
在马仲英三十六师中的日本特务，名叫大西忠，汉名于华亭，是日本外务省的间谍，一九三二年随马部入新，于马仲英滋泥泉子战役失利退却时，潜留古城子转降盛世才。
一九三四年春，新疆政治管理局成立伊始，就把于华亭抓了起来审问。
案件的主持人为该局秘书长王立祥。此人留苏多年，对帝国主义国际间谍，有充分的斗争经验，于一九三六年返苏，风闻他以后担任立陶宛内政部长。
30年代的迪化（乌鲁木齐）
他确证于华亭是日本帝国主义间谍，并获得其秘密文件，企图利用北京与迪化两地的白俄关系，潜伏新疆活动，在进一步追查中。
虽然无具体材料证明马仲英是否经过于华亭与日本帝国主义挂钩，但蛛丝马迹，不无可疑之处。
马仲英在河西收留土耳其军官和日本间谍，并将他们任命为三十六师的中将顾问和少校参谋一事，应该说就是库兹涅佐夫教授所说斯大林处死马仲英的罪名的具体事实。
四、马仲英的罪名能否成立
马仲英的罪名能否成立？马仲英被处死还有何深层次的原因？这应当从马仲英的成长过程说起。
马仲英起事之初，并非有很远大的理想，起初他只是激于国民军对甘肃回族军事势力的压制和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横征暴敛。
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起兵之后接连发生了湟源、民勤等地屠城的惨祸，在进攻宁夏失利、退往绥远途中，竟至部属哗变，成为光杆司令。
1930年，马仲英在山东泰安马鸿逵属下任参议，与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张雅韶、吴应琪等人相识，经张、吴介绍，马仲英与弟弟马仲杰加入共青团。
不论对此事怎样评价，马仲英在张、吴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是没有疑问的。
马仲英进入河西，特别是国民政府给以新编三十六师的建制之后，大力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三十六师秘书长张雅韶和参谋长吴应琪以及以后参加三十六师的蔡雪村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政治思想对马仲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十六师发表抗日通电，以及以后马仲英前往苏联学习，与这些人的影响有关。特别是马仲英到达喀什后，曾在联英、联俄之间动摇不定。
马彦良说，后来“他权衡利弊，在周围几位进步人士(实际为共产党员)如张雅韶、吴应琪、蔡雪村等人的影响下，考虑到自己队伍的发展前途，最后决定投靠苏联，向苏领事表示愿去苏联学习”。
可知张雅韶等人在政治上对马仲英的影响以及马仲英的思想变化。
张雅韶
马仲英真正走上正确的道路，应该说是在到达苏联之后的3年。
苏联方面对这位回族青年将军以礼相待，全面培养。
他参观了苏联的学校、工厂，了解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全面地学习了政治、军事、文化、外语等课程，并参加了迎接西路红军进入新疆的参谋计划工作。
自17岁起兵后，在西北数省转战了8年之久的马仲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率领三十六师走上抗日的前线，走上光明正大的政治路线。
然而，形势的变化，使马仲英陷入了有口难辩的困境。
苏联方面希望统治新疆的是一个亲苏的势力，使新疆保持稳定，防止日本的势力进入新疆，阻止英国的势力在新疆扩大。
而三十六师代师长马虎山，不按马仲英与苏联方面确定的支持盛世才和准备开往抗日前线的原则，走上了联合麻木提反对盛世才的道路。
马仲英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遥控三十六师没有效果。在盛世才和苏军的打击下，三十六师崩溃。
这不只是使马仲英失去了军事实力，而且使得苏联方面对马仲英的希望变为失望，对他的看法转变，进而对他产生怀疑。
正当三十六师瓦解、马仲英失去实力之时，苏联开始了扩大化的肃反清洗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两年，大批无辜者被戴上帝国主义特务、托派分子的帽子后处决。
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巩固了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之后，开始全面实行亲苏政策。
在大清洗过程中，盛世才秉承苏联的意旨，大肆逮捕新疆境内所谓的帝国主义特务、托派分子。
甚至包括他的妹夫俞秀松(王寿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在此时被捕送苏联处决。
曾经在马仲英手下服务的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和日本特务于华亭(大西忠)在马仲英败走后都处于盛世才的掌握之下，主持审讯于华亭的是留苏多年的联共布党员王立祥。
俞秀松烈士
他确证于华亭为日本间谍，并获得其秘密文件，企图利用北京与迪化两地的白俄关系，潜伏新疆活动。
盛世才为了除去曾经和自己争夺新疆的对手马仲英，自然会把凯末尔和于华亭的材料报告给苏联方面。
王立祥于1936年返苏，这些审讯材料自然到了苏联当局手中。
尽管当初马仲英收留和重用凯末尔、于华亭等，只是利用这些人为自己服务而已，并无迹象能够证明有何反苏活动。
但他的队伍中有土耳其军官和日本特务是确凿的事实，这自然使得他有口难辩。
于是，马仲英由苏联重点培养的对象变为被重点审查的对象，被监押到农场中，失去了自由，随后被处决。这个时间应该在1937年8月。
应该说，马仲英对三十六师的失控与马虎山举兵反盛，是导致其被处决的重要因素。
苏军出兵新疆，镇压马虎山叛军
1934年7月，马仲英离开三十六师后，他实际上仍然起着遥控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他对三十六师的遥控越来越无力。代师长马虎山最终于1937年5月底举兵反盛，攻取喀什，东进阿克苏。
当马虎山举兵时，马仲英尚在莫斯科。据马虎山的中校参谋李瑞麟回忆：
马虎山攻占喀什后，虽多次去苏领馆请求支援武器并要求马仲英返回喀什等问题，但均未得到苏方肯定的答复……
他在疏附的数日内，每天都收到由苏联领事馆转来马仲英从苏联发来的密电三四封，全是用打字机打印在白市布上的五码加急电报。
内容大意是军队的编制不要超过两千人，最主要的是应安心在原地整训，决不能越过叶尔羌河，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接着，苏军入境，狂轰滥炸，马虎山不敌，于9月初逃亡印度。
苏军出兵新疆镇压马虎山
经历了这一过程的原三十六师下级军官马从新对该师的覆没和马仲英被处决的原因有这样的认识：
“马仲英一生创业被马虎山一脚踢光，他背叛了马仲英，断送了三十六师全体官兵，断送了马仲英的前途。”
这一认识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在当时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马仲英最终的结局有其必然性。
正如张大军先生所说：
“马仲英的赴俄原欲保存他的子弟兵，保存他如同兄弟手足一样出生入死的伙伴，可是到此时盛又借俄军而消灭了他的手足。”
“他的赴俄究竟获得何种利益，何种保障，迄今虽是一谜，但敢断言，他是牺牲在斗争的漩涡里是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