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广州机场22岁售票员贪污50余万被捕，法院公审后：判处死刑

一、5分钱的善恶之界

1989年8月的一天，广州白云机场的售票员刘伊平在清点自己售票所得款项时，发现自己应收的款里少了500元。

那个时候电脑还是稀缺的高端设备，坐飞机都是人工收款，人工售票，人工找零，跟以前的公交车差不多。

所以，少收了一张飞机票钱在机场虽然少见，但也不是不会发生的。

她想来想去，终于记起是今天碰到一对年轻夫妇买票，她还没收钱就把票给了人家，也不能说人家有意为之，只能怪自己太粗心！

根据可查的历史数据，1991年时广州市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是335元，1989年的工资水平更低，刘伊平刚刚大学毕业走进社会没多久，工资当然没到335元，500元钱差不多是她2个月的工资。

这让她惊慌失措，毕竟500元也不是个小数目，这可怎么办呢？

但说实话，刘伊平家里条件不差，就算全赔也完全拿得出这笔钱，可这件事还是让她寝食难安。

那时才22岁的刘伊平从小就是个大人、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因此得奖无数，听惯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羡慕。

1980年代末大学毕业还是包分配的，刘伊平毕业以后被安排到白云机场当了值机员。

她不仅学习好，人也生得漂亮，所以才从一开始的值机员被选到白云机场售票窗口这样的对外服务岗位，专门负责客户接待工作。

90年代初期的白云机场

不要说在当时，就算至今白云机场依然是国内最大的机场之一，整日里人来人往，客流量巨大，所以能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工作，刘伊平自己心里也是非常骄傲的。

但如今她闯祸了，也许单位会让她自己出钱弥补这笔费用，也许她会被单位辞退，她不知道家人会怎么看她，也不知道街坊邻居听说这件事情后会如何议论。

更糟的是，她已经结婚了，她很担心丈夫会怎么评价自己。

这样的事情光是想想就够可怕的了，更别说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让刘伊平心事重重，当然，她没敢对父母家人把真相说出去。

她要通过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神不知鬼不觉地填上，这样既不留后患，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她突然想起来，入职后不久曾经有同事告诉她，机场售票员里曾经发现有人通过违规的“改票”，私下吞没废票的票钱。

什么是“改票”呢？这就牵涉到当时中国民航业比较落后的客票机制。

说白了，那时候的飞机票跟公交车票真的差不了多少，也是一票两联或者三联，当然公交车票留在售票员手里的是存根，飞机票还有一张财务联，有时候又多一张结算联留在售票员那里，到时候把财务联（结算联）和票款送到财务那里核算。

这样的机制中存在巨大的漏洞。因为机票上面的信息全都是手写的！

客票联上面的信息包括：乘客姓名、飞机班次、飞机出发和到达站、出发日期、票价金额等。

是的，在90年代初的机票上，这些全都不是机打信息，而是手写信息！

这就意味着，一个售票人员可以通过自己改写机票信息来改变机票的金额、航线、人数，甚至计价货币种类。

但这条道路上有一个障碍，就是你卖出一张票就必须上交一张票的票钱，票和钱必须对得上，否则财务一对账就露馅了。

90年代的手写机票

没关系，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退票。

由于机场售票没有装备电子系统，售票员甚至可以伪造退票，如果说单位退票还需要盖章确认的话，个人退票只有签名。至于签名是不是本人的，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通过退票付出去的款项，在当时居然可以不报账，这简直就是离了大谱。

对于刘伊平来说，改票的操作方式是这样的：

打比方说：乘客A乘坐从广州到北京的航班，票价是300元，但这个乘客出发之后刘伊平通过自己伪造签名把这张票给“作废”了，变成退票，既然退票，那就要退钱。

退的钱就这样进了售票员的口袋里。反正乘客也不会把自己那张机票交到机场那里去核对，这件事做得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航空公司也会不与机场核对实际的乘客登机情况，等于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也不管谁。

当然了，机场财务每天会登记销售日报以防疏漏，但销售日报的数据还是来自于售票员！实际上当时的机场财务机制简直就像是筛子，到处都是漏洞。

就是这样一条路，刘伊平犹豫了很久，她并不傻，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这样做就是犯法的，起码也是违反了机场的规定。

那么为了500块钱就去犯法真的值得吗？虚荣心、“面子”和遵章守法在她心中反复交战，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她找来一枚5分钱的硬币，决定通过抛硬币来替自己做出选择。

在善与恶、对与错、黑与白之间，抛硬币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十分可笑的，难道做不做这样的坏事要靠硬币来决定？

不就是500元钱，大不了被公司辞退自己找个新单位重新开始，现在社会的很多年轻人可比刘伊平当时想得明白多了。

但她竟然要为了自己的所谓“面子”越过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这说明父母和学校对她的教育很失败。

现在所有能找到的刘伊平的照片都糊得一批，没办法

其实对于处理这样的事故刘伊平的选择很多，上策是跟家里人说清楚自己在单位犯了错而且没钱赔，让家里先出钱把缺口垫上，以后赚了工资再慢慢还给家里。当然无论是父母出钱还是丈夫出钱，其实都是不太可能让她还的。

中策是主动向公司报告并且提出自愿承担责任，这样不论是不是以后在白云机场干自己都能堂堂正正做人，而且说不定公司看在她年轻初犯的份上还会继续留用她。

下策是向公司报告情况然后提出辞职，人都走了公司总不可能再追着她要钱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大钱。

这样做可能以后在广州民航业是没法呆了，但刘伊平人长得漂亮素质也高，到其他单位当个文员，在办公室找个活干也是问题不大。

结果，这个小姑娘连下策都没选，而是选了个绝策，这真让人无语凝噎。

硬币本身无对错，错的是人，从做出抛硬币这个行为开始，刘伊平的人生已经走上了歧途。

据刘伊平自己说，她连续扔了几次硬币，最后都是“改票”这一面，由此她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改票。

票改了，钱“退”了，500元的缺口也补上了，刘伊平心中却并没有轻松，相反，她总觉得自己可能会穿帮被抓，因此提心吊胆。

但也许是命运给她一次回头是岸的机会，好几天过去了，机场高层一点动静都没有，似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违法犯罪这种事，没有一次两次，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从这样一次经历中，刘伊平发现了能够满足自己阴暗欲望的一条黑暗之路。

90年代后期的机场售票窗口终于有了电脑

二、她在通往悬崖的路上越走越远

刘伊平的内心是自负的，很多少年时一帆风顺的人，心中都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自负。

从她写的文字来看，情感细腻，用词考究，绝非粗俗无知之人。

她觉得自己能力过人，不是永远当售票员的命，她想着自己将来能够开一家工厂，制定一套严谨的规章制度，赚很多钱，当“新时代的资本家”。她还曾经梦想用自己挣的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广州是最早接触改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开厂做生意的人不少，所以挣钱当老板之类的念头虽然在90年代初看起来突兀，细思之倒也属正常。

但为了实现这些所谓的幻想，刘伊平所想的不是靠自己勤奋实干，踏踏实实地工作获取劳动所得，而是借助自己刚发现的这条违法乱纪的生财之道，一再企图侥幸，侵吞集体的利益。

没过多久她就故技重施，又开始改票贪污票款，随着作案的次数增多，她的手法越来越“老练”，金额也越来越大。

比如，把国际航班的机票“退掉”改成国内航班，“收了”人民币，“退了”美元，把几个人的团体票改成个人票，到最后甚至演变为直接修改机票金额，把几千块钱的机票改写成几百块的。

按规定每天要上交的销售日报，被她一支笔就改得面目全非。

由此，大把的“退款”落入了刘伊平个人的腰包，从1989年8月到10月，她3个月间一共贪污了16万元。

但这只是开始，在她作案最猖獗的时候，一个月就贪污了公款14万元。

1991年的广州街头

要说刘伊平有多能花钱，那也不见得，她不买奢侈品，也没有大吃大喝高档消费的习惯。而且精明的她自从开始贪污公款后又特别长了个心眼：如果一下子花太多钱，容易引人怀疑，所以还是低调为好。

但坏事干多了，总有被抓的一天，1990年4月，白云机场进行了审计，并发现了大额亏空。

审计人员毕竟比财务专业得多，他们没花多少力气，就把最大的嫌疑锁定在了刘伊平身上。

见到公安人员来找自己，刘伊平十分平静地跟他们去了公安局，并且一一交代了自己贪污公款的存折和现金存放地点。

这也让公安人员十分惊讶：他们本以为这个小姑娘就算没有潜逃，至少也会抵赖一下，没想到她竟会如此配合。

在警察看来，刘伊平真的就是个小姑娘，被捕那一年她才22岁，眉清目秀，连说话声音都是轻轻细细的，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大贪污犯。

经公安机关查明，在8个月时间里她总共贪污了人民币34.8万多元，外币1.28万元，共折合人民币53.5万元。这些钱她一分没用，当初怎么贪污的，如今依旧原样追回了。

2021年，广州市的工人年平均工资为78045元，合每月6503元，相当于1991年月工资335元的19.4倍，按照这样粗略的方式计算，1991年的53.5万元大约等于今天的1039万元。

单以贪污金额而论，这个金额已经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的贪官，但说她是个“贪官”吧，她却连个干部都算不上，只是机场一个小小的售票员。

1990年11月1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伊平贪污公款一案，刘伊平出庭受审，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供认不讳。

这时候，似乎那个“好孩子”刘伊平又回来了，她觉得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彻底坦白，也许还能换自己一命。

当然，对于审判人员而言认罪态度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法律是只看情节，不考虑假设的。

1989年8月，最高检、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刘伊平在《通告》发布后依然猖狂作案，而且贪污金额特别巨大，属于顶风作案。

本着杀一儆百，严惩一人拯救无数人的原则，1991年6月6日，广州市中院在广州民航局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刘伊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的新闻报道

这一年刘伊平只有23岁，而她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因贪污被判处死刑的最年轻的罪犯。

确实她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当法院宣判时，她虽然十分震惊，但却依然保持着理性，这从她死前留下的遗书文字中也可看出来。

“……活着的时候，有知有觉。不知多少天以后，我会被它重新收回，让留下的白发人泪眼望晴空，哀吟着寻找我的影踪？”

一声枪响，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

贪污50几万就被判死刑，在现在看来可能过于严厉了，特别是在刘伊平根本没有使用赃款，款项全部追缴的前提下。

毕竟1990年代初的概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万元户都是稀有群体，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见过50多万元的那么多钱。

因此，刘伊平的案件判决之后也曾引起了一阵争议。有人说判得太重，也有人说量刑恰当，说量刑重的，大多是考虑刘伊平没花一分钱，而且认罪态度较好这个情况。

而说量刑恰当的，主要是考虑在严打贪污腐败的大背景下做的判决，以及刘伊平贪污数额十分巨大的情况。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落网的腐败分子被查明的贪污金额越来越大，时至今日，贪污上亿元，上十亿元的巨贪屡屡出现，30多年前贪污50几万的金额自然也就不够看了。

如果单纯以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很容易就得出“量刑过重”的结论，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1977年7月24日，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信用社的会计汤兰英因为贪污罪被处以死刑。

当时查出汤兰英贪污了多少钱呢？4万多元。

公审贪污犯汤兰英

三、一起悲剧反映出的社会通病

如果不是因为贪污巨款被枪决，刘伊平的人生还有至少五六十年的路要走。

但从一次并不算太严重的欠款事件就把她拉向绝路来看，这种人就算当时不出事，以后还是会出事的。

既然为了自己的所谓面子可以撒谎，可以偷钱，那么当然为了其他的事也可以违法犯罪。

要问刘伊平这个悲剧怪谁，就不得不说说她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

她从小就是家中的宠儿，要什么有什么，没人告诉她违法乱纪的严重后果，没人教她如何去面对挫折，承担责任。

改票、贪污公款，可能对刘伊平来说就像玩游戏一样简单，把自己所贪污的钱存起来，看看那骄傲的“数字”，这种罪恶的“挣钱”似乎满足了她内心的一种成就感。

每一次刘伊平把公家的钱据为己有，都会在心理上获得“正向反馈”，并推动她进行下一次违法犯罪。

无论是挣来钱还是偷来钱，对她来说都是一件引起快乐的事，几乎不会去考虑是靠什么样的手段。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在考试中，大部分人是靠真正实力考出自己的分数，但还有一种人靠的是作弊，他们只要能考出高分还不被发现就能获得老师表扬，奖励小红花，甚至上红榜。

老师的表扬，对几乎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对于作弊者来说，如果作弊一次能拿到高分，那么毫无疑问以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常见的递小纸条

我们每个人身边多多少少地都会有一些这样“奇葩”的人，只不过程度不同。

谁都知道高考是国家最为严格，最为严肃的选拔考试，但依然有作弊上瘾的人企图在高考过程中鱼目混珠。

其实就在刘伊平出事一年多之前，在广州民航系统内还出过一个大贪污犯易芳，同样是利用退票机制的漏洞，易芳和自己的丈夫在两年多时间里竟贪污300多万元并大肆挥霍，东窗事发后二人均被判处死刑。

而且易芳和刘伊平的成长经历高度类似：她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入职后不久因为结账差了100块钱，居然吓得大哭。

而小编我也曾见识过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恶的故事。

有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秘书利用替董事长填写报销单的便利，通过冒领公款，虚报金额虚假报销的手段，在两三年里套取公司款项300多万元，用于自己买车买房挥霍。

明明是5000元的机票，加个零就成了5万元，只需要另外搞一些假机票，财务部门也分辨不出来。

最最离谱的是，董事长随口说了一句：某某要是干得好，奖励十万元，事后她竟然一本正经地找到财务零钱，财务问领十万元干什么，其泰然自若地回答：奖励某某人的。

如果不是亲眼见过本人是一个文静不多话的女孩子，我也无法相信她的另一面竟然是这样胆大妄为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80年代，考试分数在教育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学生以分数论英雄，老师以分数定绩效，这种唯分数论的影响差不多延续了三四十年。

如果教育只看成绩分数，不管人的品德和思想，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很有可能塑造出一些怪胎。

他们的目的高度单纯：利己。手段却五花八门，但无一例外地都是损人。在小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分数，长大了则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搬掉碍事的别人。

现在这种人有了一个“科学”的称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天资聪明，才华横溢，考上了清华，念了北大，开了公司，当了老板，无论是仕途还是商道都是玩得风生水起，但最后都是一念之差中途落马。

别看他们面对镜头痛哭流涕追悔莫及，装出一副可怜样，其实在违法犯罪时他们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以及将来的下场。

装可怜，博同情，说后悔，其实正是说明他们情商高，智商高，懂得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依然要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说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最可怕。

小编以为，学校教育的功能不仅是要教知识，教思维，教方法，更要让孩子们明黑白、分对错、正是非。

学校教育之所以有家庭教育所不能及之处，就是因为它把孩子放在一个类似于小社会的环境里，而不是家庭那样的避风港。

家里犯了错，打碎一个碗，弄坏一件家具，大人无非就是说两句，很少有真的动手的。

在小社会里，每个人也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吃小苦头，栽小跟头，以后就能避免在真实的大社会里吃大苦头，栽大跟头。

如图

讲一万句“不能作弊，不要作弊，作弊得0分”，不如罚作弊者到校门口扫一星期大门，让他们知道违规违纪所导致的损失会比所得大得多，这足以让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想作弊。

反贪污腐败这件事，还得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